一、“九·一八”與章太炎

　　没有“九·一八”事件，章太炎先生也許會永遠從政治舞臺上消聲匿迹，就如魯迅先生所説的：“用自己的手和别人手幫造的墻，和時代隔絶了”。

　　但是無可否認，這時的章太炎已非昔日之章太炎，他衰老了，步履蹣跚了。辛亥革命後的種種現實無不使他絶望。政治上的失意，意志上的衰退，健康上的衰老，使他終日宴坐書齋。

　　可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突然襲擊我沈陽，砲轟北大營，繼而向東三省發動了全面進攻。蔣介石忙於對付汪精衛和鎮壓國内革命勢力，對外不惜退讓屈膝，嚴令東北軍“絶對不扺抗”，致使大片國土淪喪，東三省垂危。中國人民頭上降臨了新的灾難，嚴重的民族危機考驗着每一個中國人。

　　章太炎先生被這時代的危機震驚了，强烈的民族主義意識使他從沉寂中蘇醒。他如一頭垂老的雄獅，本能地嗅到一種威脅在迫近，於是他站立了起來，目睹國内政治現狀，憤然大書篆軸“吴其爲沼乎！”分贈友好，以示焦慮。

　　章太炎先生對於“九·一八’事件的態度開始是謹慎的和有克制的，僅僅在與友人通信中闡述己見，表示憤慨。他説：“東事之起，僕無一言，以爲有此總司令，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東人睥睨遼東三十餘年，經無數曲折，始下毒手”，雖然扺抗未必能勝，“敗而失之，較之雙手奉送，猶爲有人格也。遼東雖失，而遼西、熱河不可不守”。他對蔣介石的不滿，也僅僅流露在那句：“有此總司令、此副司令，欲奉、吉之不失，不能也”。對於蔣、汪矛盾，他始終默言，因爲“擁蔣非本心所願，倒蔣非事勢所宜”。蔣與汪，在他看來，蔣如秦檜，汪如石敬瑭，“秦固屈伏於敵，石則創意賣國者，去秦求石，其愚繆亦太甚矣！”他們都是“愛國家不如愛自身，愛自身人格尤不如愛自身之性命”的敗類。這樣分析真是入木三分。對時局他認爲“唯有一戰”。

　　由於蔣介石的不扺抗政策，不到三個月的時間，東三省竟全部淪落日寇之手。章太炎先生忍無可忍了。他雖身處逆境，沉寂已久，然國難當頭他便翕然而起，拍案怒斥當局，作醒獅大吼。1932年1月13日，他與熊希齡、馬相伯、張一麐、李根源、沈鈞儒、章士釗、黄炎培等知名人士，聯名通電，痛斥當局，電文説：“守土大軍，不戰先撤，全國將領，猜弍自私，所謂中央政府，更若有若無”，要求國民黨各派首領“立集首都，負起國防責任，聯合全民總動員，收復失地”，否則“應即日歸政全民，召集國民會議，産生救國政府，俾全民共同奮鬥”。六天之後，章太炎先生又率張一麐、趙恒惕、沈鈞儒、李根源等，聯名通電全國——《請國民援救遼西》通電對東北義勇軍的奮勇抗敵予以瞭高度評價，稱“義勇軍以散兵民團合編，婦女老弱，皆充負擔之役，勝則如墻而進，敗則盡室偕亡，所謂將軍有死之心，士率無生之氣者，於此見之”。他嚴斥當局“素無鬥志，未聞以一矢往援”，指出“國家興亡之事，政府可恃則恃之，不可恃則人民自任之”。

　　二、章太炎與“一·二八”

　　“九·一八”事變後，日寇在東北得手，遂得寸進尺，於第二年的1月28日，對上海閘北發動了突然襲擊。駐守上海的第十九路軍將士在全國軍民抗日熱浪的推動之下，奮起自衛，揭開了悲壯的“淞滬之役”。

　　當時章太炎先生身居滬上，目睹日軍殘暴的進攻，看到軍民抗戰的無畏氣概，深爲感動。他用他著稱於世的文筆也參加了戰鬥，撰寫了《書十九路軍御日本事》，記述淞滬之役中軍民可歌可泣的行爲，稱這一仗是“自清光緒以來，與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他從十九路軍與上海市民捨生忘死，精誠團結，共同禦敵的生動局面中，看到了希望，從而感慨地説：“自民國初元至今，將帥勇於内争，怯於御外，民聞兵至，如避寇仇。今十九路軍赫然與强敵争命，民之愛之，固其所也。”

　　章太炎先生不僅從道義上支持十九路軍抗日，還支持他夫人湯國梨創辦第十九傷兵醫院，用實際行動支持淞滬抗戰。這所醫院辦至戰事平息才結束，前後歷時近一年，先後接納治療傷員一百四十多人，僅一人因傷勢過重而死亡。

　　但是，蔣介石與汪精衛之流千方百計地破壞上海軍民抗戰，竟與日本當局簽訂了賣國的《淞滬停戰協定》。章太炎先生對此怒不可遏，他斷然拒絶出席蔣、汪召開的所謂“國難會議”。他在《拒絶參加國難會議書》中，指出當局應以實際行動來抗日，而不是用空洞諾言來欺騙民衆，説：“全國上下所當聚精會神力圖攻守者，惟遼西與熱河耳。……苟令江左棄地如遺，當國者將何以謝天下乎？”“僕民國荒夫，焉能爲黨國諸賢任過也！”

　　《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後，十九路軍被迫撤離上海，但戰争的陰影仍籠罩在上海市民頭上，章太炎先生與滬上愛國人士，爲了使十九路軍陣亡將士遺骨免遭不測和凌辱，發起了爲十九路軍陣亡將士遷葬運動。章太炎先生提議將烈士遺骨遷至廣州黄花岡七十二烈士墓區，與我國資産階級領導的最大武裝起義——黄花岡起義的七十二烈士並葬，以表彰他們抗日的功績和教育後人，同時激發人們抗日的激情。這倡議獲得社會廣泛支持，終於遷墓成功。章太炎先生親撰了《十九路軍死難將士公墓表》，刻石於墓前，盛贊十九路軍抗戰“功雖未成，自中國與海外諸國戰鬥以來，未有殺敵致果如是役者也”，今“度地廣州黄花岡之南，以爲公墓，遷而堋之”，他深信“繼十九路軍而成大業者，其必如武昌義故事”。

　　從章太炎先生支持十九路軍禦敵一事來看，他早年的革命鋭氣正在再現，他所寫的《書十九路軍御日本事》，有着當年爲鄒容作《革命軍序》之浩氣，他發起的十九路軍遷葬一事，尤同他早年發起的“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週年”活動，充滿愛國主義的激情。雖然號召力已遠非如昔，但他的拳拳之心和“烈士暮年，壯志不已”之情，是永遠值得稱頌的。

　　三、北上見張學良

　　東北失守，華北垂危，上海喫緊，中華民族有亡國之危，章太炎再也坐不住書齋了，他毅然决定北上見張學良，憑着他元老的身份和與張學良多年的交情，代東南民衆呼吁張學良出兵抗日。

　　1932年2月23日，章太炎先生動身北上，這時“一·二八”戰火未熄，北上火車尚未通行，他迫不及待，拖着六十五歲多病之軀，冒着吴淞口紛飛之砲火，坐船前往青島，然後改乘火車扺北京。當時記者訪問了章太炎先生，詢問北上之意和對時局的看法。他回答道：“此次來平，將分訪張漢卿、吴子玉諸氏”，“對日本之侵略，惟有一戰，中國目前只此一條路可走。”

　　張學良將軍對章太炎親臨北平，感情十分復雜，他與這位愛國老人有着忘年之交，他尊敬章太炎先生，但又有難言的苦衷。他執子侄之禮親往花園飯店看望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先生見到張學良，將一肚子火瀉了出來。他對着張學良將軍“大聲疾呼，聲震屋瓦”。張學良“面對正直的民國元勛，他既無從申辯，又無法出兵，於是對太炎出示了蔣介石給他的不扺抗密令，以説明苦衷。據説這是張學良第一次向人透露這個密令，這時太炎感到無可奈何”了。

　　章太炎先生這次北上，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北上，他除了勸張出兵外，還從事了講學，並沿途演説，以歷史上的英雄人物和事件，來教育人們傚仿先賢，激發民衆的愛國主義精神。許多國民黨將士，深受他的感染，吴佩孚在他影響之下，終於没有下水當漢奸。有些青年知識分子，在他啓迪之下，走上了革命道路，我記得有位革命作家説過（大概是魏金枝），他就是在青島聽了章太炎先生演説後投入革命行列的。章太炎先生在青島對“行已有耻，博學於文”兩句意義詳加論述，尤對“耻”字發揮意見頗多，引证亦多，意爲人能知耻方能立國，遇難而不扺抗即爲無耻，因知耻近乎勇，不知耻即無勇可言。

　　四、熱河之失與章太炎

　　1933年初，山海關淪陷，熱河省又兵臨城下，西北軍首腦馮玉祥特派代表到上海面見章太炎先生，並致書表示；“自榆關陷落以來，華北之屏藩已撤，河朔數省隨時可爲東北三省之續。……倘有赴難之機，决不惜一切之犧牲也”。章太炎先生對於馮玉祥將軍之抗戰熱忱，感佩無量，立即復信，表示“可與敵人一决雌雄者”，唯馮玉祥將軍一人，希望他與張學良將軍等聯合抗日，信中還對蔣介石的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予以强烈譴責，説：“外患方亟，而彼又托名剿共，只身西上。似此情形，恐有如前清西太后所言‘寧送朋友，不送家奴’。”公然將蔣介石比作慈禧，這需要巨大的膽識與氣魄。

　　三月初，章太炎與馬相伯先生聯名致信給北平軍分委員長張學良，保薦馮玉祥將軍任熱河統軍，率軍禦敵，指出：“今日之事，餉械固應籌備，將帥尤在得人。聞宋院長（宋子文）到平，猶以迫馮玉祥南行爲務。不用之亦已矣，又從而絆其手足，這是何等心腸？”“二十年以來，軍人相忌，日尋干戈，以有今日，命已垂絶，猶作自壞長城之念，亦何心哉？”他們向張學良將軍推薦道：“以愚輩所見，今日能統十萬軍獨擋一面者，唯馮玉祥一人，其人曾以逼溥儀之故，亦不容易有他腸。愚輩雖在草野，爲作保证而有餘矣。”張學良將軍由於種種壓力與束縛，未能采納，致使熱河淪陷，張學良作爲替罪羊也被迫辭職。

　　熱河之失，使章太炎先生怒不可遏。3月7日，他向全國軍民發出公開電，譴責當局：“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勇於私鬥，怯於公戰，前此沈陽之變，不加扺抗，猶謂準備未完，逮上海戰事罷後，邊疆無事者八九月，斯時正可置備軍械，簡練士卒，以圖最後之一戰，乃主持軍事者絶不關心於此，反以剿匪名義，自圖規避。馴自今日熱河釁起，才及旬餘，十五萬軍同時潰退。湯玉麟委職潜逃，誠應立斬；而處湯之上者，或則選耎不前，或則避地他適，論其罪狀，亦豈未减於湯。應請以國民名義，將此次軍事負責者，不論在南在北，一切以軍法判處，庶幾平億兆之憤心，爲後來之懲戒。”這個公開電，義正詞嚴，浩氣凛然，鋒矛直指最高當局，這是對蔣介石一伙不扺抗主義的公訴書，是對鎮壓工農紅軍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聲討書。

　　這時章太炎先生哀樂完全與抗戰事業融爲一體了。1933年4月1日，他與馬相伯、沈恩孚再次發表了《三老宣言》，指出抗日的希望不應寄託在國聯仲裁上，應“以自力自助自求”。4月27日，他與馬相伯先生聯名通電，告國人毋因小勝而忘大虞。五月，馮玉祥將軍在張家口就任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率吉鴻昌等宣誓抗日，並通電全國，决心“武裝保衛察省而收復失地，争取中國之獨立自由”。章太炎先生立即與馬相伯先生通電聲援，電雲：“執事之心，足以代表全國有血氣者之心；執事之言，足以代表全國有血氣者之言；執事之行，必能徹底領導全國有血氣者之行。某等雖在暮年，一息尚存，必隨全國民衆爲執事後盾。”每當前綫傳來捷報，他必致電祝賀，無論喜峰口之捷，還是古北之勝，并且親爲《察哈爾抗日實録》一書作序，讚頌馮玉祥將軍察哈爾抗日的功勛。當他得知華北失守，危及南京時，便憤然作詩鞭撻：“淮上無堅守，江心尚苟安。憐君未窮巧，更試出藍看。”短短一首詩，把當權者的賣國嘴臉刻劃得淋漓盡致。這首詩的大意是説：當權者在淮河不設防，一味實行不扺抗主義，結果輕易把中原丢失，還無動於衷，這些南宋小朝廷的無耻大臣，還在江心寺裏樂逍遥；可惜南宋這些當權者賣國伎倆不高，試看今日南京當權者，真是青出於藍了。章太炎先生這支筆使蔣介石之流又恨又怕，他們千方百計地限制對他言行的公開報導，並勾結小報，進行誣陷。

　　蔣介石對這位倔强的天不怕地不怕的民國元勛，十分惱火，於是讓章太炎先生的金蘭兄弟——國民黨的要員張繼出面，來勸“大哥當安心講學，勿議時事”。章太炎先生聞之十分憤慨，他固珍愛兄弟之誼，但更愛祖國，更崇拜真理，於是憤然提筆作答，説，“吾老矣，豈復好摘發陰私以示天下不廣？……吾輩往日之業，至今且全墮矣，誰實爲主？吾輩安得默爾而息也？”“五年以來，當局惡貫已盈，道路側目。”“棟折榱崩，吾輩亦將受壓。而弟欲使人不言，得無效厲王之監謗乎？”章太炎先生最後説：我“年已耆艾，唯望以中華民國人民之名表吾墓道”，他反問張繼：“誰使吾輩爲小朝廷之民者？誰使同盟會爲清名而被人揶揄嘲弄者？願弟明以教我。”這大義凛然的復信，表達了他的錚錚骨氣和義無反顧之氣概。

　　五、“滿洲國”與“國聯調查團”

　　日寇侵佔東三省後，扶植傀儡建立僞“滿洲國”，把自己的侵略罪行，説成應“滿洲國”之請。蔣介石對外不作積極防禦，却把希望寄託在歐美列强的干涉和國聯的仲裁。

　　1932年3月，國聯派出以李頓爲首的調查團來華調查中日事件，國民黨政府駐國聯代表顧維鈞也隨團同往。日寇對國聯的調查百般阻礙，甚至扣留調查團成員。章太炎先生聞訊，立即寫信給顧維鈞，要他學習洪皓、左懋第以死自矢，“犧牲一身，而可以彰日人之暴行，啓國聯之義憤，爲利於中國者正大”。顧維鈞得信，真是啼笑皆非。章太炎先生這一番話，似是“瘋話”不合人情，其實這是出自他内心的肺腑之言，如果他處於顧維鈞這個地位，他的確會這樣講和這樣做的。

　　1933年2月，在國聯仲裁“滿洲國”事件時，日寇又胡説什麽東三省主權歷來屬於滿洲人所有，妄圖製造“滿洲國”獨立。日寇的謬論迷惑了一部分不知真相的中外人士，致使國聯對於否認“滿洲國”一事没有達成協議，一些漢奸也趁機鼓吹“放棄東三省”。這時顧維鈞急電章太炎先生，請教歷史上東三省主權的歸屬問題。章太炎先生立即以他淵博的知識，撰文旁证博引地論证了東三省主權歷來屬我中華所有。他還與馬相伯先生兩次發表聯合宣言（2月10日及2月18日）論证和申言東三省與熱河均係我國主權，與“滿洲國”無關，並電告日内瓦，昭告世界。當時國内報刊評論説：章太炎與馬相伯“爲中國第一流學者，聯合對外宣言，將能代表其數千弟子、名教授、科學家及教育界正服務者，爲擁護中國固有主權，向全世界作公正宣佈，證明東三省當屬於中國”。

　　六、章太炎與“一二·九”運動

　　1935年5月，日寇又製造和策動了“華北事變”，當局竟再次姑息養姦，步步退讓，簽訂了賣國的《何梅協定》，接着日寇又炮製了“華北五省自治運動”，成立了所謂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當局竟也派宋哲元組織“冀察政務委員會”，以適應日寇提出的“華北政權特殊化”的無理要求。在嚴重的民族危機面前，中國共産黨發表“八一宣言”，號召全國民衆奮起抗日救國。是年12月9日，北平學生響應中共號召，舉行聲勢浩大的請願遊行，請求政府出兵抗日，但國民黨當局派出軍警，殘酷鎮壓學生愛國運動，致使很多學生受傷和被捕。

　　章太炎先生聞訊立即致電宋哲元，加以責詢，説：“學生請願，事出公誠，縱有加入共黨者，但問今之主張如何，何論其平素？”一個國民黨的元老，出來爲共産黨説話，袒護學生反政府活動，是驚世駭俗的。宋哲元膺服章太炎先生的爲人，在正義的指責面前，只得復電表示；“先生之囑，自當遵辦”。

　　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很快得到上海學生的支持。12月25日，上海學生也舉行了遊行，並冲破警察阻攔，北上南京請願。當學生請願的火車行致蘇州時，雨雪載途，困頓姑蘇。上海市長潘公展親去鎮壓和誘騙。章太炎先生得悉此訊，立即“囑縣長饋食”，又讓他夫人湯國梨率章氏國學講習會代表持食品、水果去車站慰問愛國學生，並對記者發表談話：“對學生愛國運動深表同情，但認爲政府當局，應爲妥善處理，不應貿然加以共黨頭衔，武力制止。尤其政府當局，教育當局，應對飢寒交迫之學生，負責接濟糧食，並沿途妥爲照料。”

　　章太炎先生這些言行，深深温暖了愛國軍民的熱腸，他不愧爲一位杰出的愛國主義者。在他精神感召之下，許多同胞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有不少是他的弟子和學生，最爲大家熟知的是吴承仕和葉芳炎。吴承仕是章太炎先生四大弟子之一，當時是北京中國大學教授，他不僅同情愛國學生運動，而且“冒着軍警們的大刀、水龍的威脅”，直接加入了“一二·九”學生運動的行列，還加入了中國共産黨，帶動了一批愛國學生走入了革命的行列。葉芳炎是章太炎先生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學生，他參加了新四軍，加入了共産黨，成了陳毅同志的助手。

　　七、最後的文字和言論

　　章太炎先生的晚年使蔣介石大傷腦筋，事實證明，謾駡、威脅、直至通緝，對這位不屈的老人都是無效的，殺害則是連袁世凱都不願冒的大不韙；於是蔣介石派章太炎先生的老友丁惟汾——中執委秘書長，借探望爲名，給章太炎先生送去了一萬元“療疾費”，欲封其嘴。結果章太炎公開登報宣佈作爲“講習會基金”，用以辦學，奬勵學子，而“肆言照舊”。以後無論欲聘他任“國史館長”、“政府高等顧問”、“粤海書院院長”，都被他拒絶了。

　　1936年5月，國民黨内部又爆發“兩廣事變”，蔣介石内外交困，不得不裝出尊老隆禮的姿態，來緩和輿論的壓力。於是，親自寫信給章太炎先生，“屬以共信濟艱之義，勸誘國人”。6月4日，章太炎復書蔣介石，勸他“開誠佈公，以懸群衆，使將相之視樞府，猶手足之扦頭目”，並建議將察哈爾一省“交付之共黨”，因爲中國共産黨“對於日軍，必不肯俯首馴伏明甚”，要求將共産黨和工農紅軍“姑以民軍視之”。這些錚錚諤諤之言，是他思想上的又一次飛躍。他曾以反共著稱，但在現實面前，他認清了誰是真正的愛國者，終於自糾錯誤，將共産黨領導下的工農武裝，從稱“赤匪”，改稱“赤軍”，到稱之爲“民軍”；從反共，到勸蔣介石將察哈爾交付共産黨領導；從反對過第一次國共合作，到贊成第二次國共合作。他終於完成了思想上的一次大的轉折與飛躍。可惜，這封信成了他的絶筆，他來不及發揮其主張，即匆匆告别了人世。

　　章太炎先生在復蔣介石信後的十天，即1936年6月14日因病與世長辭。他没有看到抗戰的最後勝利，帶着憂慮離開了人間，臨終“曾草遺囑，其言曰：‘設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禄。’遺囑止此二語，而語不及私”。他曾希望死後傍民族英雄張蒼水而葬，與英雄地下爲鄰，期待最後的勝利。章太炎先生以他無愧的言行，書寫了斑斕的晚節。

　　八、身後是非

　　章太炎先生逝世後，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響。國民黨當局雖然下令“國葬”章太炎先生，把他平生事迹交付“國史館”，但僅僅把他稱作“宿儒”，因爲他“學問淹通”、“巋然儒宗，士林推重”，對於他的革命功績，僅簡單地對他早年作了些肯定。

　　但是人民是懷念他的，中國共産黨也是尊敬他的。馬相伯先生寫挽聯，稱頌章太炎先生是：“代人民説公道話替黨國講正經話，卓哉；言文學似黄梨洲論品行如顧寧人，髦矣。”吴玉章辦的《救國時報》曾發表《悼章太炎先生》的評論，其中指出：“先生説學生救國，事出公誠，其實先生的主張也同樣是事出公誠。可惜先生來不及盡量發揮他的主張便溘然長逝了。”鄒韜奮主辦的《生活日報》也發表《悼太炎先生》短評，既肯定了章太炎先生的一生成就，又特别讚揚了他晚年的抗日言行，説：“我們對太炎先生特别致敬的，是他最近的言論。”魯迅先生目睹章太炎先生身後是非，抱病寫下了他一生中最後的兩篇文章：《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爲章太炎先生辯誣。他説：“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學術史上還要大”。


　　（發表於《中華英烈》1987年第1期，第14—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