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面壁集》卷一、卷二收録了我論兩岸關係和現實社會代表作53篇，卷三則收録了我在從事兩岸關係研究前的史學研究代表作28篇。現實是歷史的繼續，歷史是現實的源頭，從卷一到卷三似乎有着一層聯繫。我的史學研究是從人物研究着手的，也就是從我先祖父太炎先生的研究着手的，當時，我一邊收集他的史料，一邊參加《章太炎全集》的編纂，一邊展開對他與他所處的這一時代的研究。

　　我的研究基本上是屬於對史實的梳理和資料的整理，這大概是後裔唯一應該做的事。人總是要死的，未竟之業，便有了後裔的“後死之責”。但這一工作也許並不適合於我，我的興趣與能力也許也不適合這工作，因爲我始終認爲，名人的後裔不應該躺在先人的功勞簿上，更不應扯虎皮當大旗，况且後人難以“斷感情，汰華詞”，對先人的研究並非是後裔的專利。大樹之下總是難以長出大樹，偉人之後未必會出偉人，餘蔭之下總會引來許多人的側目，先人的豐功偉績只會使後人變得蒼白矮小。當然，王引子繼承先父王念孫之業成兩代大儒；曾國藩有五代之顯；顧頡剛兩位女公子整理出版先人著作六十多卷；章伯鈞女兒爲父親寫出了爲世稱贊的平反大著；章乃器公子也有爲父鳴不平的不俗之文……，他們皆成功地爲先人增色，但這畢竟是少數，不少後人甚猥瑣，我也自愧弗如他人。

　　我一直認爲在中國近代史上先祖父太炎先生是唯一不必去宣傳的人，任何人爲拔高與庸俗的紀念活動，不僅無助於提高他的歷史地位，反而會讓他蒙羞。他的成就與價值將會讓一代又一代真正的士對他肅然起敬，會有一代又一代嚴肅的學者自發地去挖掘他留下的富礦。我敢説，隨着時間的推移，必定會吹盡黄沙始見金，他就是這樣一座金礦，就像“八百年後韓愈出”一樣，會更爲後世所尊。

　　先祖父的業績，我認爲主要是在政治上。他一生最關注的也是救國與治國，而不是對某一門學科的鑽研。他曾如此勇敢地去面對一個封建的專制的殘暴的舊中國，百折不撓地去宣傳民主與自由，他以高尚道德標準爲革命賦以新的生命力，並一生恪守革命道德，他如此熱情地將西方先進思想介紹到中國，爲中國的民主革命提供了理論與哲學，他的愛國情操與民族氣節，在近世確可以説“並世無第二人”。因此，魯迅先生稱太炎先生留在革命史上的業績要比留在學術史上的要多得多和大得多，這真是知者之言。魯迅先生的最後一篇文章和最後一篇没有寫完的文章，以及最後一封信，都是環繞懷念他老師而展開的文字，這是很罕見的。他終身稱太炎爲“太炎先生”，他臨終前爲當時社會把太炎先生僅僅稱爲“國學大師”而感不平。他的昆仲周作人在回憶録中也稱：太炎師第一位興趣是政治，而不是學術。但先祖父畢竟不是政客而是學者，他如此關心政治，因爲這是一個學者的社會責任，如果離開了社會責任，復有何論。但長期以來，無論國民黨的黨史還是共産黨的黨史却都没有這樣描述太炎先生，他們都把太炎先生當作一代大儒，一個國學大師而已，連他的家鄉在拍攝浙江歷史名人時也僅僅把他當作一個儒宗而已，關於他的政治業績竟概不涉及，而小説家與小報則樂意把他描繪成一個落伍的迂腐的充滿怪癖的冬烘的守舊的老人，這與魯迅先生稱他——“三入牢獄，七遭追捕，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並世無第二人，是先哲的精神與後世的楷模”的太炎先生——相去甚遠也。難道我們的先哲都是一群留着辮子的“老土”麽？中國人難道都必須像《紅高粱》中人物一樣嗎？

　　我對先祖父的研究，首先是研究他的政治經歷，即他的“革命經歷”。今天“革命”二字讓許多人感到反感，很多人甚至認爲“保皇”與“改良”要比“革命”好得多。殊不知今天的一切正是太炎先生這一輩仁人志士提了腦袋與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拼命得來的，這種直面敢死的精神，在今人眼裏似乎太迂了，太炎先生的“瘋”與“傻”令他們噴飯。我真不知道這是社會的進步還是倒退。

　　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勝利後授命組閣時，他並没有忘記太炎先生，盡管他們曾意見相左，但他還是提出應讓太炎先生入閣並擔任教育部長。可是中山先生的同事堅持拒絶了，他們把辛亥革命史寫成了國民黨一黨的黨史，而太炎先生從來没有參加過國民黨。以後爲了第三次國共合作，一部近代史又變成了國共合作史。因此，研究太炎先生的政治史空間越來越狹隘了，爲此我也不得不面壁以對。

　　至於太炎先生的學術貢獻，尤其他的國學大師地位，幾乎没有争議，但他的學術成就對今人和中華文化寶庫有何意義，似乎少有人論及。國學近年來紅了起來，大體上我們這民族在遇到困難時，就立即會想到我們還有“國粹”，會把“國學”拿出來扺擋一陣，於是“國學大師”又會紅上一陣。其實學術是那個時代政治鬥争的一種方式，無論“改良派”與“革命派”的交鋒，還是“新文化運動”與“復古派運動”的鬥争，皆是通過學術論戰而展開的，在學術鬥争後面即是政治之争和新舊之争，國學並不是保守之學，西學未必一定是先進之學，所有這些鬥争皆有學術界領導人領衔，學術是政治人物必具的知識。錢穆先生説：“太炎對中國已往二千年學術思想、文化傳統一以批評爲務”，即是領導了當時思想解放運動，是對舊制度的革命。樑啓超先生説：“晚清先秦諸子學之復活，實爲思想解放一大關鍵”，太炎先生帶頭批孔，復活先秦諸子學，實質上是推動了近代的新文化運動，並非是抱缺守殘。即便在他晚年，在全面西化和日寇侵華的民族危機面前，他提倡“讀經”，也是力挽傳統之覆滅，他的學術基本上就是這樣爲政治服務的。

　　當然他的學問非常精深博大，在小學、經學、諸子學、史學、文學、佛學、哲學、社會學、法學、醫學諸方面均有建樹，留下了一大筆學術遺産。七十年來，人們對他的研究愈來愈感深入，收穫也越來越大，往往對他一部著作的研究就能形成一部專著，如徐復先生54萬字的《訄書詳注》（2000年出版），蘇美文博士23萬字的《章太炎<齊物論釋>之研究》（1991年），孫畢博士49萬字的《章太炎<新方言>的研究》（2006年版）等等，還有陳平原先生35萬字的《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爲中心》（1998年出版），在此不一一舉例。至於對他思想研究，近年來有薑義華先生的《章炳麟評傳》（53萬字，2002年出版），王玉華先生的《多元視野與傳統的合理化——章太炎思想的闡釋》（48萬字，2004年出版），還有張春香女士的《章太炎主體性道德哲學研究》（24萬字，2007年出版），以及金宏達先生的《太炎先生》（18萬字，2003年出版），或更早一點的《章太炎學術年譜》（姚奠中、董國炎著，40萬字，1996年出版），《晚清巨人——章太炎》（徐立亭著，43萬字，1996年出版）等等專著。當然一定還有許多我没有閲讀到的專著，這些新著更加深入而全面地去研究和解釋了太炎先生的思想、著述與行爲，將太炎先生放到整個中國文化源流和搆造中華學術體系的框架之中，以及放到民族復興的歷史進程中，進行深入而艱苦的勞動，這種勞動要比其他勞動更爲復雜而艱巨。

　　研究太炎先生的難度要遠比研究其他人物難得多，連魯迅先生也説，太炎先生的文章讀不懂點不斷。因此時下有許多學人不敢研究太炎先生，或者不去讀懂他的原著，只是從别人的論述中去鈔襲一點東西而拼凑一些所謂的“論文”，有人甚至樂於采用小報的杜撰，也稱“研究成果”。而王玉華、張春香、孫畢、金宏達四位博士的太炎先生研究，讓我不勝感動。他們都是改革開放後培養出的新一代博士，學歷高，機遇多，但他們不約而同地選擇了一項最艱苦的勞動——去研究太炎先生，他們用了比别人更多的時間（王玉華先後十六年，孫畢先後八年，張春香先後六年），而煉就一著。正如孫畢先生所言——“涅槃之鳳凰所受浴火之苦和火後重生之樂，這是我切身的經歷，其中的精神痛苦、體能的消耗、意志的鎚煉，苦樂交加，可能也並非我的所有同路人都會體會”。是的，他們與太炎先生一樣的“瘋”、“傻”、“窮”，但他們却都站到了巨人的肩上，攻佔了學術中的一個高地，他們雖然没有享受“名嘴”們那麽多的鎂光燈與掌聲，他們生活是清貧的，但他們的精神是富裕的，他們以全新的視野與學識，爲今日社會展示了一個全新的太炎先生，成了擎起今日中華學術文明的棟樑。在喧鬧而浮躁的今日社會，他們是一群難能可貴的人，這讓我這後裔汗顔，讓我對他們肅然起敬。

　　在這些學者之前，還有一批資料書相繼問世，如《章太炎書信集》，章太炎演講集兩種——《大師説》及《歷史的重要——章太炎卷》，《追憶章太炎》和章太炎紀念館編的《章太炎先生逝世六十週年紀念文集》以及該館館刊三集，等等。據知還有湯志鈞的《改良與革命的中國情懷——章太炎與康有爲》（1990年出版），張榮椿的《章太炎》（1993年出版），陶緒、史革新的《有學問的革命家》（1999年出版），楊法家的《偉人章太炎》（1999年出版），張昭軍的《章太炎儒學思想研究》（2002年出版），陳平原編的《章太炎的白話文》（2001年出版），張勇的《章太炎學術文化隨筆》（1999年出版），倪偉編的《章太炎生平與學術自述》（1999年出版），劉子新編的《章炳麟箴言集》（1998年出版），傅杰編的《章太炎學術史論集》（1997年出版），黄夏年編的《章太炎佛學集》（1995年出版），張兵的《章太炎傳》（1998年出版）……等，但我都没能購得，無緣拜讀。這些研究成果都是近十多年的新成果，與以往六十年的研究完全不同了，再不是簡單地去劃分一個什麽派，定一個什麽性，講一個什麽階級，也不是劃分什麽擁護誰反對誰，更不是狹隘的學派門户之争。

　　太炎先生在學術上的影響也許正如金文兵先生在《“末路”章氏王朝》一文中説：“在民國學界，以章太炎爲中心的章氏王朝可謂雲蒸霞蔚，極一時之絢爛”，“説民初新文化運動翻不出章太炎的五指山，可能太夸張了，但章氏餘威與後勁確實不容小覷”（2007年《讀書》第6期），以致“抗戰前的民國學術史基本上就是一部‘祛章門學術之魅’的歷史，該時期的學術大凡是圍遶如何擺脱章太炎及其門人‘影響的焦慮’而展開的”。我不知道十九世紀頭三十年學術界是否真正到了這種地步，學術是否如此排他與不能兼容，當然學術必須發展是學術的最大生命力。金文兵先生甚至認爲：“假如説抗戰前的民國學術史基本上就是一部‘祛章門學術之魅’的歷史，那麽整個二十世紀又何嘗不可説是一部人人欲‘殺伐’周氏兄弟而後快的歷史？”也作爲太炎先生弟子的周氏兄弟（魯迅兄弟），他倆雖“不傳章門專門之學，但融會貫通，能得其精神要旨”，他們兩代人如此巨大地影響了整個中國，他們似乎走入了“末路”，但“無人能够真正斷定它的盡頭在哪裏，這也正是章門學術因闊大而常新的有力注脚”。金文兵先生實在是提出了一個非常非常深沉而有趣的問題，足見對太炎先生的研究遠遠没有走到盡頭，也許才是一個開始。

　　去年是太炎先生晚年在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最後七個研究生之一的姚奠中先生從教六十九週年，山西大學爲他舉辦了紀念活動，出版了他六部著述，以表彰他的成就。承他愛屋及烏，也送了我一套。六部著作扉頁竟都只印了一行字——“紀念章太炎先生逝世七十週年”，而語不及他。這讓我看了熱泪突涌，一個九十三歲老人心中第一個想到的還是自己的業師，這種薪火不斷的精神，會是“章學”的末路嗎？

　　我對太炎先生及他同時代的人物研究，充其量只是史實研究。“文革”後我有幸從事這工作，先後只有十多年時間，只是廣泛收集資料，還來不及一一整理發表，就去從事兩岸關係的交流與研究了。這期間我用六年時間收集了太炎先生一百三十多篇醫論，編就《章太炎醫論集》，請了上海中醫文獻館諸專家擔任點校，據説還是失誤甚多，足見此項工作之難度。另外我受曹聚仁先生家屬委托將曹聚仁先生的《國學十二講》改編爲《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曹聚仁先生生前第一部著作是《國學概論》，其實這是聽太炎先生演講的筆記，也因此成了太炎先生的弟子，他最後一部著作是《國學十二講》，實是對當年聽太炎先生國學演講的系統闡述，我將此著重新加以編次與標校，這是一段愉快的勞動，同時成了一部廣受歡迎的讀物。同時，我用了十年時間致力於編輯《章太炎演講集》，已收集各時期演講一百五十多篇，但還不敢結集出版，唯恐録之不全。但近見馬勇編的《章太炎講演集》僅收録四十多篇，秦燕春釋太炎先生演講也僅收録二十多篇，看來我是過於謹慎與保守了。

　　這期間我曾發表專著《滬上春秋——章太炎與上海》（1995年臺灣三民書局），另外編就《章太炎生平與思想》（1988年三聯書店出版）、《章太炎生平與思想研究文選》（1986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先驅的踪迹——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週年紀念文集》（1988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章太炎全集（八）——醫論集》（199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1986年三聯書店出版）、《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譜》（1986年上海書店出版）、《章太炎先生學術論著手迹選》（1986年北師大出版社出版）、《説文解字札記》（1988年上海博物館印）、新版《章太炎先生家書》（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章太炎篆書千字文》（1981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章太炎篆書墨迹》（1996年臺灣聯經出版）等，這些工作大多屬於資料匯編與史實梳理，作爲後裔最可以做的事就是爲社會提供一個真實的先人的種種史料。

　　我在這基礎上，曾發表了數十篇研究心得，今將其中28篇在此結集出版。這些文章中有近半是叙述太炎先生與他同時代的人物的關係，我一直希望能完成一部《太炎先生師友考》，把許多應該保存的歷史保留下來。我不知道我能否早日將臺灣研究的重任與職務卸却，以便去完成對先祖父研究的承諾。我在從事兩岸關係研究與近代史研究時，深感這兩個問題何其相似，都在問我們中國應該往哪裏去，應該走什麽路，舉什麽旗，建立什麽樣的文化與政治秩序……，看來這些問題遠遠没有解决。拙作《歷史篇》28篇粗糙的作品也許有助於瞭解這段信史和提供歷史教訓，同時，我希望讀者對我研究中的不足給予批評指正，謚美會讓人駐足，批評則會讓人清醒，會促使自己去深入研究，從這一點講，面壁未嘗不是好事！

　　

　　（寫於2007年9月28日暑後，改定於2007年11月16日赴美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