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資料搜集與出版工作，是歷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史學之發達與否，又涉及到國運的强弱，民族的興衰，關係國本的堅固。先祖父太炎先生非常重視史學，把史學與國家民族關係比作莊稼與水的關係，他説：“民族主義，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載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爲之灌溉，則蔚然以興矣。不然，徒知主義之可貴，而不知民族之可愛，吾恐其漸就萎黄也”，愛國主義之心也無從振奮。一部悠久的中國古代史，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無法可窺可比之財富，而一部激烈而動盪又可歌可泣的中國近現代史，更是激勵十二億中華子孫去開創未來的正氣歌。正是因爲中國近現代史的起伏跌宕與瞬起旋消的激烈、多變，史料的搜集，史實的考證，這項工作是相當繁重的。古有“禮失求諸於野”之説，即是有正史之不足當以野史補之的意味，這野史即是民間史料的意思。當然，我們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徵集的大量文史資料，不當以野史目之，雖然它與官方的文件、公報、檔案、史籍有别，畢竟是一種相當生動和極其必要的補充，應當作爲信史對待，因爲文史資料是以“三親”爲準則（即親歷、親聞、親見），是許許多多當事人的珍貴回憶録，如果没有這些文史資料的充實，一部中國近現代史將變得何等蒼白。

　　但是，正是由於文史資料是當事人事後的追憶，由於時間的久遠，印象的澹薄、視野的局限、認識的偏頗、立場的差异……等等原因，給史實帶來的混亂也莫過於此，致使許多重大問題没有定説，這樣的例子是不勝枚舉。最明顯的例子，如中共第一次黨代表大會究竟是什麽時候召開的，出席者有幾人，這樣黨史中第一要義史實，由於當年革命節奏過於强烈和歷史環境不允許保留這樣機密資料，直到建國後才予以追憶，結果每個人的回憶之詞竟都不相同，由1921年7月22日至31日召開的第一次黨代會紀念日只好將錯就錯地定在7月1日，而十二名黨代表中十位黨代表居住地——博文女校，是整個“一大”會議期間代表起居、聚會、交流、工作、探討、規劃、起草、選舉、休息的地方，“一大”的預備會議（即7月21日夜會議）及第一天聚會（有人稱作“開幕式”），也都是在博文女校進行的，在長達九天的“一大”會期中，興業路七十六號只舉行了四次正式會議，最後一天的閉幕式則是在南湖船上舉行的，這已家喻户曉，而其餘活動則是在博文女校進行，從此燃起了中國革命聖火。博文女校的歷史功績則遠遠不在興業路七十六號之下，而這一點則鮮有人知。這恐與博文女校主人黄紹蘭的早逝有關。因爲缺乏追述資料，一段重要的歷史也許會被湮没。又例如，孫中山先生在上海香山路之住宅，是何時入住，是何人購贈，其説竟達五種，有人説是美國四位華僑購贈，有人説是加拿大華僑集資購贈，有人説不是華僑送的，是國民黨人購贈，有人乾脆説是許崇智送的，而每每後説都有推翻前説的“新意”，大有新聞效應。其實這件事是有定論，而後説一次次推翻前説，反而造成史實混亂，後説爲什麽要如此説，頗引人發省。文史資料工作的重要與易發生的失誤，恐怕正在於此。

　　我從事史學工作將近二十年，得益於文史資料（回憶録之類）甚多，它往往提供了研究綫索和補充了許多鮮活史料，常常令我興奮不已，但也常常被這些回憶録弄得如墜五裏雲霧之中，困惑不已。我是研究近代史料，實在不敢説有所專長，唯對先祖父太炎先生史稍爲熟悉，一因是他嫡後，自小耳聽目染，知之甚多，但不可充作史；二因專事太炎著作搜集、整理、出版，專業在此；三因兼涉對他的專題研究，自應熟知。但我也常常碰到許多關於他的回憶録，而造成我研究上的困惑。這裏我想舉一實例，作爲文史資料“存真求實”的探討，順便對章太炎研究中史實加以厘正。

　　關於研究章太炎的論述，我見讀至少在二千篇左右，其中不乏回憶録之流，寫得翔實精彩有據的回憶録實在不少，而荒誕離奇的也不少，而離奇之説往往又極易傳播，以訛傳訛，以俗成説，令人瞠目不知所對。寫得最爲離奇要算陳存仁先生寫的回憶録。陳存仁是一位著名醫生，他自稱太炎弟子，他早年編《中國藥學大辭典》（1934年編成，1935年出版），的確由太炎爲之序，1949年後他移居香港，懸壺行醫，創辦《存仁醫學叢刊》，對太炎行迹時有追述文字，如《章太炎先生醫事言行》（1953年）等，自1972年“陸續寫成超過了二十萬字的文稿”（《章太炎師結婚考》，載臺灣《大成》第二十五期。），他自稱“我拜識章太炎先生是在民國十七年（即1928年），那時我二十歲”（《記章太炎老師》，載臺灣《藝海雜誌》第四期。），從此以弟子自稱。太炎學生衆多，而够稱弟子的不多，因爲弟子必要老師親授，資格也遠比學生要高。他撰寫了二十多萬字回憶録，自然具備“三親”資格，其權威性是毋用懷疑，而且陳氏文筆生動流暢，内容又寫得栩栩如生，如關於太炎的醫學言行和太炎與劉半農論白話文的一次見面，確實生動有趣且不失原意，但更多内容却似是而非，張冠李戴，甚至子虚烏有，與史實大相徑庭。然而，因爲他自稱是太炎“晚年弟子”，他的回憶録被媒介廣爲傳播，從香港傳臺灣，從臺灣傳大陸，甚至被學者競相引用，給章太炎研究罩上了巨大迷障。如果要一一厘正陳存仁回憶録之誤，至少也要寫二十多萬字，這裏我想把它概括成四個問題，用事實來加以簡述。

　　一、似是而非之説。這是讀回憶録時常碰到的，即有其事但又不是這樣回事。如陳存仁在回憶録中説：他二十歲前隨姚公鶴補國文，姚與太炎稔熟，三天五天總有書信往來（我從來没有搜尋到倆人通信），總叫他遞送，因而結識太炎，太炎得知他白天又在丁甘仁醫師處助抄藥方，稍知醫學，便很喜歡他。有一日問他何不拜太炎爲師，陳存仁馬上叩了三個頭認了師，便成了弟子，日後在太炎家幫做雜事並一面受教。這樣述叙粗讀不誤，太炎與姚公鶴相識，且酷愛醫學，因此有喜歡陳存仁可能性，但一代國學大師如此草率收下一個没有國學根底的人作弟子，匪夷所思，似不近理，但與史還不太悖。陳存仁又説：太炎當時“住南陽橋康悌路底一小巷内”，“太炎的卧室就在樓梯中間的閣樓上”，他每次去總是直達閣樓，説得介有其事。太炎確住過南陽橋敏體尼蔭路裕福裏二號，巷確小，但房却不小，迄今猶存，在這裏太炎接待過許多來客，國民黨西山會議派還在他宅召開過“護黨救國”會議，反對國民黨改組和國共合作，並成立了“辛亥同志俱樂部”。但是，1927年仲夏太炎即遷出南陽橋，搬到同孚路同福裏八號，不是陳存仁説的“同福裏二十五號”，而1928年才認識太炎的陳存仁怎麽1927年常去南陽橋閣樓上見太炎呢？事實上陳存仁根本不可能1928年在南陽橋太炎住宅拜太炎爲師。因爲1927年6月16日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因太炎反對當局而對他明令“通緝”，遭通緝共六十六人，太炎名列其首，罪名“反動學閥”，還有張君勵、黄炎培、沈信卿、蔣維喬……連劉海粟都在通緝名列之中，他薄薄一份家産當即予以“查封”，太炎被迫匿藏在虹口日租界一家日本人辦的吉住醫院避難，不知陳存仁怎麽三天五日去太炎家。而且“在章老師處，臨走他必留膳，但菜肴之劣，出乎想像之外，每天吃的無非是腐乳、花生醬、鹽魚、鹽蛋、豆腐等物”，他説太炎“最喜歡吃的東西，是帶有臭氣的鹵製品，特别愛好臭乳腐，臭到全屋掩鼻，但是他的鼻子永遠聞不到臭”。因爲他有這樣嗜好，錢化佛用臭莧菜梗和臭冬瓜讓太炎樂不可支，爲錢化佛寫了一百多張“五族共和”，讓錢化佛發了筆財。在陳存仁繪聲繪色描寫下，太炎的迂腐炵烘形象躍然於紙。我不想解釋太炎是否是這樣的人，也許他説的是事實，太炎的確患有鼻疾，嗅覺欠靈，但我與先祖母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更不要説與父母的長期接觸，却從來没有聽説太炎有此嗜好。太炎因鼻疾影響嗅覺而使味覺失聰，食無味而從不挑食，這習慣是有的，但不管太炎有没有這習慣，陳存仁1927年至1928年“三天五日”與太炎共進晚餐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是，陳存仁有一件是説對的，他説：“太炎老師實際上經濟情况非常窮困”。太炎雖係開國之勛，却一不爲官二不從商三不置地，始終是一個文人書生，靠寫作賣字爲生，但生活要比一般文人好些，他畢竟是第一流學者。但是陳存仁説：他“到師門第二年，才知道老師欠租二十個月，房東迫着要他遷出，章師母寫了一封信，叫他拿去見董康。董氏很有錢，立即寫了兩張莊票，交我帶回”，太炎才得以解困，並用這筆錢搬到同孚路去。太炎是否窮到這程度，完全令我置疑。董康於1926年與太炎共創上海法科大學，同任校長，1927年後，他投到了國民黨旗幟下，成爲新貴，而太炎是國民黨聲討與通緝者，道不同，不相謀，何故要如此大方資助太炎，完全不能讓人信服。以上事例，真真假假，似是而非。陳存仁爲什麽要如此編造，理由只有一個，大概他想把從師太炎履歷提早數年，而把數年前事都編到了他履歷之中了。

　　二、子虚烏有之説。回憶録中也會碰到完全編造的史實，陳存仁回憶録中也不乏此説。如他寫到“某年春間”，他隨太炎夫婦去杭州，宿昭慶寺，盤桓數月而歸。在杭州如何陪太炎訪先師俞曲園故居，如何陪太炎去祭掃祖墳却又尋不到墓地只好對山遥祭，如何廣招學生爲他們講學等等，最有意思的是，一日他陪太炎去樓外樓飯店喫飯，正好蔣介石夫婦由周象賢陪同簡裝輕行也去樓外樓喫飯，雙方不期而遇，蔣主動向章問好，並詢太炎近况如何，“太炎説‘靠一支筆騙飯吃’”，蔣表示要讓周象賢派車送太炎回去，“太炎頻説‘用不到，用不到’”，“蔣主席没有辦法，就把自用的手杖送給他，作爲紀念，章師對這根手杖倒很鐘心，稱謝握手而别。次日，杭州各大報大登這件新聞，説章師‘杖國杖朝’，蔣主席對故舊極爲關懷”。這件事述叙得有根有據，介有其事，而這是完全無中生有的事。衆所周知，太炎終身與蔣介石交惡，對蔣從無善言，淵係辛亥革命勝利後，蔣受命暗殺光復會副會長陶成章，使光復會從此一蹶不振，大大削弱了革命力量，太炎對此始終耿耿於懷，不予寬釋。以後對蔣忽左忽右，投機革命，而一旦大權在手，又翻臉不認人，以及攘内安外，至失土千裏，一直批評不斷，導致1927年國民黨對他的通緝，他被迫匿迹，與社會隔絶。直至1928年底，在老友們疏通下，始不緝拿，限閉門思過。而太炎不思改悔，稍有自由又發表反蔣言行，導致1928年底國民黨再次通緝，他不得不再次匿迹，過着東藏西躲半囚的生活。如果没有抗日戰争，没有全民抗戰事興，他也許不會重登歷史舞臺，怎麽會有蔣介石的“贈杖”之雅舉，怎麽談得上“杖國杖朝”，更不知太炎何日當過蔣介石“故舊”，這完全是子虚烏有之説，蔣介石這樣關懷太炎生動例子，我在衆多蔣介石傳中也没有找到。至於太炎返鄉掃墓，1921年至1926年，幾乎年年春天要返鄉祭祖，但1927年後，身處逆境始終未去杭州，即使以前去杭州，不過三天一周，從無數月之長，直至1932年春，在“一·二八”淞滬戰役時，他北上見張學良，代表民衆呼吁抗日，南返時去過杭州一次，這也是他一生最後一次去杭州。不知陳存仁究竟是哪一年春天陪太炎去杭州的，1926年前他們尚不相識，1928年後他也没有機會，他這精彩的回憶録我不知他怎麽寫出來的。順便指正一下，陳存仁説太炎在杭州爲學生講了《經學源流》、《清代國學》、《小學大義》等，也不知悖到哪裏，完全張冠李戴，《經學源流》是《文學源流》之誤，是太炎1932年10月在蘇州的演講，《清代國學》是《清代學術之系統》之誤，是太炎1932年3月在北京的演講，《小學大義》是《大學大義》之誤，是太炎1932年10月講於蘇州的，不知怎麽都被陳存仁搬到了杭州去了。

　　三、道聽途説之説。回憶録雖允許親聞，即聽來的東西，但這聽來之説必須加以考證，去僞存真，如不加區别，則非信史。陳存仁在《章太炎師結婚考》一文中，洋洋萬言，記述了太炎婚姻情况，他説：太炎是先納妾後結婚，1892年“納妾王氏”，1903年“妾王氏殁”，“章師孤寂，登報征婚”，征婚廣告刊於當時《順天時報》，征婚條件爲五項，要以湖北籍女子爲限，要文理通順，要大家閨秀，要出身於學校，不要纏足，丈夫死後要再婚等等，因没有合適女子，太炎直至1913年才與湯國黎女士結婚雲雲。陳存仁在證明他文章根據時説，過去人有先納妾後結婚風俗，孫中山當年也是十九歲先與盧氏夫人結婚，後又娶宋慶齡爲妻，當時有“先納妾以待將來自由結婚”習慣。至於太炎征婚啓事，陳存仁也説他曾查當時《順天時報》並没有見到這則征婚啓示，而是根據日本人武田熙與高田淳文章所載，並非第一手資料，他也没有對傳説資料加以考證，便添油加醬再加渲染。於是，臆想與傳説成爲“史實”，人們也深信不疑了，太炎先納妾後結婚，太炎婚姻觀，被人作爲評論他思想的標準，甚至有人將他與蔡元培“征婚啓事”比較，比作了“開明與落後”，“先進與保守”等等差别……。其實這也是無中生有的事，只是這無中生有的事不是陳存仁編造的，而是道聽途説，未加區别，以訛傳訛，造成了史實的混亂。太炎婚姻真實情况是，他早年有癲癇病，加上倡言革命，常説大逆不道的話，被人稱作瘋人瘋言，故到結婚年齡没人願嫁給他。於是太炎母親作主將陪嫁丫環王氏許與太炎結成夫婦，來照顧太炎生活。王氏是很檏實的婦女，爲太炎生了三個女兒，不幸於1903年早逝。太炎與王氏的結合由於没有當時社會明媒正娶一套手續，所以不能叫結婚，只能叫納妾，太炎也從來没有瞧不起王氏。至於太炎喪妾後迫不及待登廣告征妻，更是無中生有。當時太炎辦完王氏喪事，應蔡元培之邀，匆匆趕到上海，去蔡元培創辦的愛國女校教書，一邊培養革命種子，一邊去張園鼓動革命，一邊與保皇黨論戰，鄒容的《序革命軍》及《駁康有爲論革命書》事件均發生於此，即引發了震驚中外的“蘇報案”，當年五月，太炎即被捕入獄，哪裏會因不勝孤寂而登報征婚等等。至於太炎與湯國黎婚姻，也是孫中山見辛亥革命成功後，太炎仍孤寂一人，於是爲之作媒，由孫中山當時秘書張通典介紹，張通典女兒張默君與湯國黎係上海務本女校同學，故介紹成功，而陳存仁回憶録中種種記載，不過小道新聞，完全没有以史實爲基礎，考證爲前提，失去了“存真求實”宗旨，不管他目的何在，只會造成史實的混亂，爲後人添亂，這是很不嚴肅的。

　　四、抬高自己之説。有些文史資料回憶録之類，貌似記史記别人，實借此抬高自己。陳存仁在記太炎時，説杜月笙發迹後，重修上海高橋杜家祠堂，欲請太炎作記，但没有人請得動太炎寫，無論太炎盟兄章士釗還是太炎“蘇報案”獄友徐福生，都請不動太炎爲上海灘聞人杜月笙寫文章，最後杜托陳存仁幫忙，陳到太炎家後向老師進言，“我説太史公在《史記》上做過一篇遊俠列傳，老師應該對杜先生的祠堂落成做一篇文章”，於是把“杜先生生平情况，我就一件一件講出來，他老人家越聽越高興”，“我乘機立刻拿一張幅度很大的宣紙”，讓太炎作文，太炎不起稿，一口氣寫成了《高橋杜氏祠堂記》。這真是近乎天方夜譚，貪天之功，因篇幅關係不予澄清了。更荒唐的是，陳存仁説，他從師太炎，每晨七時就要去報到，“從掃地、倒痰盂、擦水菸筒之外，還要洗夜壺”，而太炎用的夜壺是錫做的，“又重又癟”，而且很臭，當時適“有一個人來求寫《兩廣巡閲使陸公墓表》，太炎置之不理，而章師母早已收了筆潤，真有點不好意思，“我就對陸公的後人説：‘你家有什麽上品的文房四寶，揀幾件送給他，我可以幫你説話’，那陸公後人説：‘好的文物都被族人分去了，只有一只明代清花瓷質的夜壺’”，陳聽了大喜，囑他馬上拿來，太炎見到後“反復撫摸，似乎愛不釋手，我就乘機進言，并且尋出陸公後人送來的事狀和紙卷，鋪在桌上，同時磨起墨來，章師不出一言，先看事狀，也不打草稿，舉筆寫了長長一大篇，堂堂交稿”，陳存仁還説：大陸“文革”後，許多文物流入香港，一日他去古玩鋪，發見一只青花瓷夜壺，“似曾相識，喜出望外，審視之下，發現夜壺的口上邊，有一些損裂，便肯定這就是從前章老師用的那個夜壺”（陳存仁：《章太炎師門的晨課》，《藝海雜誌》，臺北，V12N6。），索價八千元等等，他還特照了照片登在刊物上。所謂《兩廣巡閲使陸公墓表》，實是《勛一位耀武上將軍兩廣巡閲使陸君墓表》，陸君即是軍閥陸榮廷，陸1928年去世，“殁六年，未有表墓之石，二十三年春（即1934年），舊部以爲請”，太炎爲之書，絶無因陳存仁進言和以夜壺爲條件，陳氏之述，實屬無聊之舉，何必如此，令我費解。

　　陳存仁先生是一位很有名望的醫生，作爲一個醫生，應當最最尊重科學和實是求是。歷史學和醫學，同爲科學，不應有半點虚假，對歷史負責對後人負責和對病人負責是同一個道理。也許陳存仁將有關太炎歷史當作文學在創作，有許多藝術加工和情節編造，否則作爲歷史的記載，應絶對忠於史實，應存真求實，應無一字無來歷，否則混淆視聽，豈非貽誤子孫，顛倒是非，其危害難以追挽。我舉這樣一個實例，絶非對陳存仁先生有不恭之意，則是以此爲例，澄清史實，並對文史資料工作提供借鑒，這也許對建國後文史資料整理出版工作，有所裨益。


　　（發表於《建國後文史資料徵集出版工作研討論會論文集》1996年5月，上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