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生已晚，先祖父太炎先生先我6年謝世，無幸相見。但《名人教子的故事》的編者多次懇請我寫點文字，却之不恭，所以有了這篇小文。

　　先祖父太炎先生被世人稱爲“辛亥三尊”（孫中山、黄興、章太炎），中共中央將他列爲中華83英杰之一，可算“大名人”了。他既是革命家又是學問家，終年奔波，忘情事業，甚少顧家。他教過弟子無數，却無暇教子。我不記得家父（章導，章太炎長子）説過受過先祖父什麽教育之類的故事，甚至説不出父親怎樣疼愛他這類事。先祖父太忙太忙了，像我們這樣的家庭是難有尋常人家的天倫之樂的。但是，先祖父在家中的地位却是至高無上的，他的革命經歷與道德文章，永遠是家中無形的“家教”。盡管我們兄弟姊妹（孫輩）都没有見過他，但我們可以感到他的無處不在。由於我從事他的遺著整理和史迹研究工作，受他影響更深，時時刻刻感受到這種無形的“家教”的作用。

　　先祖父雖無暇教子，但他數次將他父親的教誨，共15條恭録於紙，稱之《家訓》，筆示後人，令後代遵行。晚年，他又撰《遺囑》，文字不繁，但表達了他的教子觀。

　　《家訓》中前二條稱：“妄自卑賤，足恭諂笑，爲人類中最庸下者。”“人心妬媚，常不能絶，上者忌功害能，其次以貧賤富貴相較，常生忮心，甚乃聞人喪敗喜溢眉宇，幸灾樂禍，禍亦隨之至。”因此《遺囑》第一條即是：“凡人總以立身爲貴，學問尚是其次。不得因富貴而驕矜，因貧困而屈節。其或出洋遊學，俱有資本者皆可爲之，何足矜异，若因此養成敖誕，非吾子也。入官尤須清慎。若异族入主，務須潔身。”

　　從《家訓》到《遺囑》，可見他本人是恪守這樣的準則的。他一生最最講求的是爲人、人品、人格，他把立身看成是人生第一要義，立業、立學、立德、立言……都看成是等而下之的，即把做人看成是第一位的。倘若一個人不懂得怎麽做人，不懂要做什麽樣的人，就不會懂得做事，做事也一定做不好!而要立身做人，就必須講求人品、人格。

　　縱觀先祖父一生，他致力推翻舊中國，結束封建帝制，是從争取人性解放和提倡個性自由爲出發點的。他認爲，民族要獨立，國家要强大，首先要提高國民素質，要講求自强、自信、自尊，要塑造和培養自由自覺的新型人格。而傳統的人格往往重自覺輕自願，重理智輕情意，其結果則常常是以自覺吞併了自願，以天理消没了個體的情感、意願，這實際上是剥奪了人的個性自由，從而走向天命論和宿命論。（參見張家成《試析章太炎的自由人格觀念》）從孔子的“天命”到朱熹的“天理”，即是“以理殺人”，壓抑人的個性與自由，也有礙社會進步。而西方的公理主義，却“把理性絶對化，把宇宙目的看成理性預定了的，於是個人的意志被降到從屬的地位，而自由成了合乎理性和法則的代名詞”，用必然吞併自由，用普遍吞併特殊，名爲使人自由，其實一切不得自由。他甚至認爲，對於一個自由人格而言，公理天理較之專制更爲有害。他倡導革命，即認爲人類精神的進化也需要在革命實踐中進行。

　　先祖父認爲，要革命，就要抛棄功利心，如果夾雜功名利禄富貴之心去革命，功利心就會像微蟲霉菌殘害人體那樣損害革命。革命者必須“輕去就，齊生死”，有頭目腦髓都可隨時施捨於人的精神，要講究革命道德。“無道德者不能革命!”他不僅是這樣講的，也是這樣做的，成爲他提倡的道德模範的執行者。他流亡日本數年中，每日以麥餅充飢，三年衣被不换。他在法庭上，視死如歸，豪言死後有銅像立於雲表者即爲他章太炎也。他一生被清政府慈禧、民初袁世凱、南京政府蔣介石追捕通緝，數入牢獄，長年流亡，但革命之志終不動摇；他淡泊名利，終生不官，决不趨炎附勢，不願人身依附，耿介守正，倨倔不折，一身正氣；他一輩子講真話，不怕得罪皇帝，不惜得罪師友；他不尚奢華，一生儉檏，生活嚴肅，不近酒色，不求穿戴，不講喫喝；做人檏素，做學問檏實，他崇尚檏學，也忠於檏學，他的一生檏實無華。

　　先祖父之所以做到了他父親的教誨——决不“妄自卑賤、足恭諂笑”，决不“妬媚忌功”，他之所以能成爲“中華英杰”，首先是他保持了獨立思考、獨立人格和完美人品的結果。他去世後，時已97歲的愛國老人馬相伯致挽聯：“代人民説公道話替黨國講正經語，卓哉，君乎安可死；文學似黄黎洲論品行如顧寧人，髦矣，我也得毋傷。”新聞出版界元老張元濟致挽稱：“無意求官問天下英雄能不入彀者有幾輩，以身試法爲我國言論力争自由之第一人。”這兩人的評價，在60年後的今天，依然是對先祖父人品人格人生的最妥切評價，也是先祖父精神不死的原因所在。

　　餘生已晚，雖無幸親耳聆聽先祖父教誨，但他那正直高大倔强不阿的形象却時刻活在我心裏，他的教誨時時縈逥在我的耳畔，無論在我逆境或順途，我覺得他一直在鞭策着我。人生苦短，世事是做不完的。但人活着不是僅僅爲做事，去爲功名利禄折腰，而首先應該正身，把人做好，做一個堂堂正正的有修養有道德的人，不要沽名釣譽隨波逐流。不以物悲，不以物喜，不唯上，不唯下，要講人品，要争人格，不可妄自卑賤，不可媚上屈節。當今之世，我們首先要把做人的原則搞清楚，我以爲這就是先祖父對我的最大教誨。


　　（發表於《名人教子的故事》，山東畫報出版社，199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