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時久已忘，有些事却經久難忘，武昌之行即是。

　　記得那是1981年中秋，上海市政協組織政協委員前往武昌參觀，以紀念辛亥革命70週年。參觀團共32人，平均年齡70歲。這些人中有辛亥革命參加者，有國共第一次、第二次合作的參與者，有長期與黨風雨同舟者，唯我是無資望的最年輕者。與辛亥老人樑烈亞比，我整整小他半個世紀。與這些資歷閲歷豐富的前輩們朝夕相處10日，如沐春風，得益匪淺，迄今難忘。如今，星移斗轉，三分之一者，相繼作古，追念逝者，惦念生者，徒增了我對武昌之行中每一個人的懷念。

　　紀念辛亥革命70週年，是粉碎“四人幫”後，撥亂反正，正確對待歷史，正確處理現實，爲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和平統一而舉行的重大活動之一，其意義今天已獲驗证——多少被“四人幫”篡改的歷史得以澄清，從而多少冤假錯案得以平反，因此使億萬之衆意氣風發地投入到改革開放的大潮，使短短l 0年左右的中國贏得了舉世驚羡的進步。因此，1981年可以説是歷史轉折的一年。參觀團絶大多數人，無論是黨内還是黨外人士，都是剛剛走出昔日的陰霾，重新焕發出青春，與黨開始了新的長征，大家的心情如藍天長江般寬暢，尤其參觀了辛亥首義史迹，葛洲壩水利、沔陽農業工程……大家心情振奮，老人們竟像小孩般嬉笑，作競日長談，紛紛爲“四化”獻計獻策，計劃着一個又一個明天，相誓要爲新長征作出新貢獻。

　　昨日誓約在耳，今日不見君在，這是最大悲痛。逝者有我熟識的報界老人趙超構、辛亥老人樑烈亞、西安事變功臣孫銘九、黨的諍友武和軒、老臺胞林朝權、著名企業家榮漱仁、嚴慶祥、湯蒂因、著名銀行家徐國懋以及臺胞林田烈、章文祺、謝光華、張兆禎、李贛驥諸先生。逝者雖已去，但都化爲光明燭。當年復刊不久的《新民晚報》趙超構社長，如今他爲之操勞嘔心的晚報已每日增到八版。他諤諤諍言的“豆腐乾”，成了人民的紀念，也不乏繼者；鎮南關辛亥起義者的歷史及整個辛亥革命史，已作爲中國革命的一個部分被載入憲法，樑烈亞再也不要呼號正名；當年民族資本家的榮家、嚴家及私營企業主“金筆湯”，如今在經濟大浪潮中，步他們之後的民營企業與個體經濟已有了長足發展，人們已視當企業家爲榮，他們再也不是私營企業中的鳳毛麟角，再也不用害怕遭到衝擊；致力祖國統一的武和軒、孫銘九、林朝權等前輩，應高興地看到兩岸經貿合作、文化交流、事務談判已有了許多可喜變化，多黨合作也有了新氣象，這不是他們努力的結果嗎？

　　生者中，不乏耄耋者，如上海最早的中共黨員之一的靖任秋、大學者周谷城、土木工程大師趙祖康、老教育家李楚材、趙憲初，都已高齡九十左右，但都没有停止奮鬥，頤養天年，仍各有所爲，我們時時從報上可以看到他們關心時政的言論，可見生命不息，奉獻不止。年齡稍次的江華副秘書長、新聞界老前輩陸詒、老黄埔史説、宋瑞珂，也都壽登八十左右，都也没有停止工作，不是筆耕不輟，就是仍在奔走，在有些會議或活動中，我仍見他們的碌碌身影，真可謂老驥伏櫪，壯心不已。大家都在實踐着當年的誓約。

　　記得在結束武昌之行的返途中，船經長江小姑山，大家都登甲板觀小姑山英姿。小姑山雖小，却屹立江中千年，心懷壯志，獨具秀色。趙超構前輩興起作詩一首，並題寫在我筆記本扉言頁，詩曰：“溯流朝勝路，飄然過馬當，欲尋彭澤宰，小姑迎大江”。是啊，爲振興中華，我們每個人不正應以“小姑迎大江”之姿，去作出我們最大的貢獻嗎？這就是我難忘的武昌之行。

　　
　　（我寫這篇回憶文章時，孫銘九先生仍健在，我因久未與他見面，誤認爲他作古了，文章發表，引起了他不快，我特向他致歉，如今也作古了，特補記之。）

　　（本文發表於上海《聯合時報》1994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