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臺灣島内弊案迭爆，從“股市秃鷹案”、“高鐵延宕案”、“高捷泰勞案”到“林文淵分紅案”、“中華電信釋股案”、“聯勤軍購案”以及“二次金醜劇”、南縣市“三大弊案”……這麽多弊案在民進黨執政期内就先後曝光，是史無前例的。一個個“正人君子”的營私舞弊及中飽私囊嘴臉先後公諸於衆，這些打着“改革”與“反黑金”旗幟的民進黨權貴們紛紛從寶座上跌落，弄得民進黨灰頭土臉，陣脚大亂，上臺時的趾高氣揚、傲慢善辯、盛氣凌人之勢已不再，陳水扁不得不忙於救火，不斷地道歉與發誓，也不得不祭出黨紀來割袍自救。這是“3·19”槍擊案後更大一場“信任危機”與“執政危機”。五成四民衆不相信陳水扁對陳哲男的作爲“不知情”，六成民衆對於民進黨中央執政能力失去了信心，人們對陳水扁滿意度下降至二成八，對陳水扁不滿意度上昇至五成六。（臺灣《聯合報》民調，2005年10月30日。）這場風暴與危機，引起海峽兩岸民衆高度關注，有人甚至於問“臺灣會不會爆發革命？”人們不約而同關注事態的發展是很自然的，但這系列弊案對臺灣影響究竟有多大？會造成民變，釀成風暴，促成動盪，使民進黨崩盤，讓國親上臺，造就再次輪替嗎？還是僅僅是一場風波，民進黨在難堪一時後，傷點元氣，一切又重歸於舊呢？民進黨又會采取什麽方式加以反制呢？這系列問題是很有必要加以客觀評估的。本文將就此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以求教於衆。

　　一、系列弊案會對臺灣造成一定負面影響

　　系列弊案接連曝光，對民進黨執政的基礎，以及對人們心靈的衝擊，無論如何都是巨大的，它的影響將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臺灣中遠期的影響要大於近期影響

　　李登輝、陳水扁是“去中國化”的“教父”，但也是“去臺獨化”的“教父”。臺灣民衆從“去中國化”到“去臺獨化”要有一個過程，這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臺灣民衆認識這些問題是必須付出代價的，是有一個自我認識過程的，而李登輝和陳水扁就是這個過程中最好的“老師”。只有臺灣民衆真正認識到李登輝並不是“民主之父”，他帶來的只是民粹，而民粹則會亡臺。臺灣民衆也只有認識到陳不是“臺灣之子”，他的花言巧語——“愛臺賣臺論”，只是爲了騙取選票，他不過是臺灣的一只碩鼠。只有臺灣民衆認識到李登輝與陳水扁不代表臺灣之福的這一日，臺灣才能走出“去中國化”誤區。當今臺灣系列弊案，讓臺灣民衆蒙受耻痛，這是臺灣民衆必須付出的代價，但他們也教育了臺灣民衆，他們是促使民衆覺醒的最好“老師”。因此，系列弊案對臺灣中遠期影響將勝於近期，近期還不到終結亂象之日。

　　（二）“非道德化”將是“去中國化”的清醒劑

　　陳水扁上臺僅五年，貪瀆濫權，寡廉鮮耻，“民進黨政府在一年裏，把2000多億預算以補助和協助的名義用來支持與它相同顔色的團體”，“醜聞弊案，貪腐漫權，其金額都龐大無比，已非幾億百億，而是以千億或萬億爲計”，（《政治流感正在臺灣發燒》，香港《亞洲週刊》2005年11月6日。）人們將這稱爲“集體共犯結構”。人們已不是單純憎惡陳哲男、林文淵這些陳水扁的“家將”，而是認識到這是民進黨 “政商關係”的結果，矛頭開始直指陳水扁，指出他們都是“共犯”。這種“非道德化”對民進黨執政基礎的傷害，遠大於五年内任何時期。

　　陳水扁上臺後爲了鞏固執政地位，大搞族群、統獨的意識形態鬥争，重政治輕經濟，執政成績一路滑坡，讓臺灣民衆“口袋扁扁”，但很多臺灣人“仍要阿扁”，人們原諒“新手上路”，仍呵護這“臺灣之子”，因爲他們是“改革”與“反黑金”的希望。但今天他們貪婪無耻面貌大暴露，醜態遠勝當年的國民黨，這種“非道德”的自毁作用，使他們駕馭選民魅力迅速褪色，這對他們的打擊將是致命的，他們的“去中國化”能力也將隨之减弱，甚至會帶來“去臺獨化”的後果。

　　（三）促進了中間選民的轉變

　　近年來藍緑兩大陣營基本盤相對固定，而中間選民成了臺灣的關鍵。這些中間選民同情緑營爲多，“高文化”者爲多，他們以追求公平合理的社會秩序爲己任，他們憎惡“戒嚴時代”的“威權統治”，對民進黨理念有很大寄望，但“没有料到民進黨執政五年多來，圓了他們的不是夢，而是夢魘”，（陳君山：《知識分子鬱悶》，臺灣《聯合報》2005年10月29日。）於是他們從沉默開始轉變爲公開抗議。陳水扁的“恩公”李遠哲公開表示失望，並指責民進黨應該檢討，中研院七位院士公開發表《兩岸和平論述》宣言，臺灣中間選民傾向開始發生失衡。這對臺灣日後政情會産生深遠影響。

　　（四）年底選情將受到衝擊

　　醜聞連連，使民進黨年底“三合一”選舉選情受到了一定影響，例如臺北縣，原是蘇貞昌地盤，這次是“新民進黨運動”推動人羅文嘉參選，他的對手是從親民黨返回國民黨的周錫瑋，羅的民調原在22%左右，而周的民調只有19%左右，而如今周的民調冲到了50%左右，而羅的民調降至20%以下，這都是大環境使然。由此可一葉見秋，但要由此斷言，2008年民進黨將風光不再，還爲時尚早。

　　（五）民進黨内部矛盾激化，將促使其轉型

　　民進黨本是一個派系共存的政黨，陳水扁又獨攬大權，壓制不同聲音，親疏不公，危機暗伏，在處理這次危機時，手法過濫，引起黨内矛盾激化，各派系在暗中較勁，明争暗鬥開始公開化，將促使新老更替加快，也將促使民進黨轉型。

　　（六）“臺獨”對大陸的毒性將暫時有所下降

　　陳水扁連任後並没有放棄“臺灣時間表”，尤其不遺餘力地推動“二階段憲改”，將以此爲主軸來主導兩岸關係，對我們的威脅依然嚴峻，但系列弊案曝光畢竟牽制了他許多精力，使他方寸大亂，使其臺獨的毒性暫時有所下降，而且臺獨的正當性也受到了廣泛質疑，這對我們穩定兩岸關係是有利的。

　　總之，系列弊案使臺灣民衆認清了陳水扁一伙决不是“改革”的希望，也不是“反黑金”的旗手，他們的臺獨理論只是謀取選票的伎倆，他們是一批自私的政客，是一個狹隘的政黨，這一切讓臺灣民衆高度失望，這種心理的影響，恐大於現實政治上的影響，對中長期的影響恐比眼下的影響更巨大。

　　二、系列弊案對臺灣負面效應依然有限

　　系列弊案讓臺灣民衆憤怒與失望，但對臺灣負面影響目前可能依然有限，不可能釀成“革命”或“民變”。這是爲什麽呢，我認爲囿於以下原因——

　　（一）臺灣的憲政體制决定了權力更替須由選票决定

　　今日臺灣的“政黨政治”與“民選結構”，决定了政黨輪替須用選票來决定，而不是使用“革命”、“暴動”、“民變”等方式。人民的不滿意可以用選票來表達，這個遊戲規則已被多數臺灣民衆接受。即便要革命，也需要“破壞性知識分子”的出現，而臺灣最激進的不滿現實者，這些年紛紛移居海外，不肯回臺灣直接對抗威權體制。而藍緑的基本支持者各在30%左右的基本結構還没有根本的改變。况且臺灣經濟形勢總體趨好，失業率也在下降，人民的痛苦指數不算很高，出現“民變”概率恐怕不會太高。

　　（二）民進黨尚掌握着衆多執政資源和遊戲規則

　　我們不能不看到民進黨畢竟還掌握着衆多執政資源，而且還掌握着整個遊戲規則。這規則就是李登輝執政十二年及陳水扁執政五年期間，建立的“愛臺賣臺論”、臺灣“主體意識論”及臺灣新的“國族觀”，這就使島内的“臺獨”意識形態得以踐行，如近日臺灣網民在網上對政府支持辯解者竟多於批評者，由此可見一斑。而誰掌握了遊戲規則誰就掌握了言語權，臺灣只要這狀况没有根本改變，就不會有我們期望的“奇迹”。另外，只要臺灣民衆的認同混亂不得到根本改變，認同臺灣人與中國人，認同臺灣還是大陸，這樣的問題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變。

　　（三）在野黨尚未脱胎换骨依然處於分裂狀態

　　嚴格來説，臺灣不具備再次輪替條件，最關鍵一點是在野黨没有經歷脱胎换骨，尚未被人民原諒和接受，他們未能浴火重生，並建立起有别於民進黨的“新臺灣本土論述”，便無法掌握言語權。當然，連宋來訪大陸意義深遠，給了臺灣民衆一個新的願景，即兩岸可以走“和平雙贏”之路，這種影響正在逐步發酵，但尚未根本改變局面。不久前國親還在與民進黨比爛比獨，今天國親也没有一條不合的理由，但他們依然分而不合，這一切讓人民失望。由於民進黨的太爛太無耻太無能，讓“政治不沾鍋”馬英九的人氣大旺，人們有了换個正派人做做的念頭，但並不是説泛藍已具奪回天下的能力與實力。正如施明德所言，臺灣民衆面對的民進黨及臺聯與國民黨及親民黨，猶如兩只爛蘋果，人民的選擇很無奈，這是今日臺灣的政治現實，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一點，並接受臺灣亂象還可能繼續的現實。

　　（四）美日對臺的支持是陳水扁的定海神針

　　美日始終將臺灣視爲自己的囊中之物，作爲美國的“托管地”，並作爲對付中國大陸的一枚棋子，近又加强了美日臺的軍事同盟關係，舉辦了“美日臺三邊戰略對話”，不斷擴大售武，美日出於對中國崛起的恐懼，對臺灣的介入與控制越來越深，而陳水扁對美日的依賴也越來越深，雖有這些醜聞，還不至於像吴庭艷式人物那樣遭到抛棄。

　　（五）不可低估民進黨的反制能力

　　去年“3·19”事件告訴我們，不可低估民進黨的反制能力，當前民進黨决不可能束手待擒，他們必會找到反制措施，甚至會加大“臺獨”步伐，製造“臺獨”事端，把水攪渾，甚至會把禍水引向大陸。

　　近日民進黨正在試探方向，“臺獨”喉舌《自由時報》開始有計劃地攻擊紀念光復六十週年活動，稱《慶祝臺灣光復是一場鬧劇》，（臺灣《自由時報》社論，2005年10月27日。）又攻擊TVBS電臺百分之百是中資，攻擊今年十二月臺北的國共論壇，攻擊連戰的俸禄，攻擊軍公教18%的退休金，攻擊“和促法”……并發表了《不容聯共制臺的連續劇再三演出》（臺灣《自由時報》社論，2005年10月29日。）、《國共玩在一起》，《從TVBS到國共論壇》等文章，我們對民進黨的反制與轉移矛盾實在不可以掉以輕心。

　　總之，臺灣系列弊案對臺灣政壇影響是巨大的，但它不可能産生有些人期望的革命，當前我們對臺工作處於最主動最有效的時期，復雜曲折的兩岸關係，還有待我們扎扎實實的工作，有待我們持之以恒地改變臺灣民衆的認同，有待我們改變國際格局和解决臺灣問題的國際環境，對我們來講，統一决没有近路。

　　

　　（寫於2005年11月，發表於香港《經濟導報》第48期，2005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