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個不謀而合的結論

　　前不久，我撰寫了《兩岸關係二十年：感受與啓示》（見《中國評論》2007年4月號總112期。），提出了兩岸走向統一是一個必然的趨勢。統一作爲一個過程，在這二十年來的兩岸交流交往、經濟融合和對話談判中已經成功展開；但統一又是一個很曲折的過程，這過程中會卷起“臺獨”的濁浪，如同烏雲會布滿兩岸的晴空，這是臺灣特殊的歷史經歷與社會政治决定的。然而，這種追求會讓島内民衆付出極大代價，最後人們像發了一場麻疹或感冒，會摒棄這種極端追求，兩岸的前景會是光明燦爛的；在决定兩岸命運的過程中，大陸因素具有决定性意義，我們需要深入瞭解臺灣制訂出行之有效的政策；我們没有一整套與世俱來的對臺政策與理論，我們必須與時俱進地完善我們的對臺主張，從而去贏得臺灣民心。我文章中的潜臺詞是勿急毋躁，不要被“臺獨”的表面現象嚇慌，要好好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的立論可以説完全是經驗主義的，是自己近二十年從事兩岸關係的心得，這樣的論述在充滿敵意與不安的海峽兩岸，也許是很孤立的，恐怕又是一種另類的思考。

　　然而，我從3月22、23日新華社的《參考資料》中，讀到了美國的兩岸關係學者任雪麗（Shelley Rigger）教授關於《臺灣理性主義的興起與影響》一文，讓我非常興奮，她從島内四代人的思想形成和性格特點，去解釋了島内政治和兩岸現狀，去闡述了“臺灣民族主義”的形成原因，以及他們對國家的認同和對自己身份認同的變化，細緻刻劃了兩岸尖鋭對立後面的歷史因素、制度因素、國際因素等。她指出，1931年以前出生的爲第一代人，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度過的；1931—1953年出生的爲第二代人，是國民黨專制鼎盛時代成長起來的，他們爲民主化與本土化付出了慘重代價，他們代表了兩種極端意識；1954—1968年出生的爲第三代人，他們成長於臺灣的政治過渡期，他們的意識較第二代澹薄多了；1968年以後出生的爲第四代人，是在臺灣民主化與本土化基本完成後的一代，他們的意識與追求與前幾代有了更大的不同。這四代人中的第一與第二代人對兩岸關係最具破壞性，“去中國化”、“正名”、“制憲”、“愛臺與賣臺”、“認同臺灣”等極端訴求均出自他們，如今活躍於臺灣政治舞臺的也均是這批人，如李登輝、李鴻禧、辜寬敏及陳水扁、吕秀蓮、邱義仁、陳唐山、游錫堃、謝長廷、蘇貞昌等，當然這兩代人中還有連戰、宋楚瑜、馬英九等，但這批人的政治影響力在逐步消退，年輕一代臺灣人的看法傾向於務實，如段宜康、羅文嘉、李文忠、郭正亮等民進黨人則提出了“新民進黨運動”，公然挑戰前兩代人。而第四代人則對强烈的政治意識形態表示冷漠，他們不以講“臺語”自詡爲“愛臺”，他們相反選擇了講“國語”，他們對强調自己“愛臺灣”的人表示厭惡，他們嘲笑持極端意識形態的人，認爲統獨都是政治人物手中的工具，是不真實的問題，他們開始摒棄讎視中國的孤立主義。相反，他們認爲一個遼闊的、欣欣向榮的祖國是他們施展才華的機會，他們希望大陸展開胸懷接納他們。經過細緻調查與研究，任雪麗教授對兩岸前景表示樂觀，她並不認爲時間不在大陸一邊，她也不擔憂臺灣年輕一代會徹底被“臺獨”洗腦，她對有些人認爲即使中國實現了現代化臺灣年輕人也不會認同中國的論調表示質疑。

　　一個純粹的美國人，對兩岸前途作出如此判斷，也許是令我們耳目一新和深感興奮的，她的判斷與我文章的立論不謀而合，她是實驗主義的，即通過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多年的追踪、調研、分析，尤其通過她的“焦點小組”問卷調查與訪問，得出了這樣的結論，這結論顯然不是趨炎附勢的。而我的研究則是經驗主義的，從歷史的研究和實踐中來，她的結論可以説是我文章的一個很好佐证，證明吾道不寡。

　　二、一個真正學者的知者之言

　　去年，任雪麗教授在復旦大學擔任過一段時間的訪問學者，這期間曾兩次來我研究所訪問。我問她近年在作何研究？她説，在研究臺灣年輕人，已進行若干年了。這真讓我汗顔，我等皆是以統一大業爲己任的人，却鮮有人去研究臺灣年輕一代的。我知道她很早就開始兩岸關係研究，當我們對臺灣政黨政治生態還十分陌生時，還不知道民進黨爲何物時，她已出版了《臺灣政治的改革》（1999年）、《從反對黨到執政黨：臺灣民進黨》（2001年）。我又問她，像她這樣研究臺灣問題的學者美國有多少？她説，大概五個。這又讓我惶恐不已，我們可以説有千軍萬馬在從事對臺工作，從事兩岸關係研究的人也有萬計，却鮮有以階層分析的方法去分析臺灣社會的。

　　任雪麗可以説是一個真正的學者，她身上没有美國其他的一些中國問題或臺灣問題“專家”那種傲慢，那些人只有立場而没有學問，只會一味地爲美國利益與立場辯護，好比中國“文革”時代的“紅衛兵”。在兩岸關係的研究上充斥着很多以一般常識去看待臺灣問題的人，他們完全忽略了幾代臺灣人成長中的不同歷史背景與政治現實，忽略了臺灣問題的特殊性。而任雪麗是搞學術的，是尊重事實的，是從科學研究中去尋找結論的，這實在是很罕見的。有一次我接待美國智庫蘭德公司一名中國問題專家，他自傲地説，他是美國真正的臺海問題專家，就像戴維森學院的任雪麗，最後他又拖了一句——當然我要比任雪麗稍差一點。

　　一個真正的學者的判斷，不應當是從表面現象去得出一個武斷的結論，而應該用科學的研究態度。任雪麗説：“她没有籠統地考察輿論趨勢，而是對資料加以分析，弄清觀點是如何在不同的年齡組之間分佈的。”她曾數十次前往臺灣調研，從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就如1926年，國共鬥争期間，毛澤東就在調研基礎上寫出了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從而指導中國革命走向了勝利。任雪麗教授對臺灣問題的研究也是采用了對臺灣社會各階層的分析方法，從而指出臺灣的特殊經歷産生了“臺灣民族主義”，但這“民族主義”在臺灣四代間影響在逐步遞减，尤其在兩岸開放交流的近二十年中，臺灣的“民族主義”與大陸的“民族主義”在交融，堅持“臺獨”或反對改善兩岸關係趨勢將得以緩和，只要大陸措施得當，兩岸前景未必悲觀。她的看法未必是在討好美國，也不是在討好臺灣，更不是在討好中國大陸，這是一個真正學者的知者之言。

　　日本有位著名的兩岸關係學者叫若林正丈，他寫過一本專著，説臺灣與中國本是一國，但臺灣割讓後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民族主義”，與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並不一致，然而，兩岸的開放交流、經貿、對話、談判……讓這兩個不同的“民族主義”漸漸融合，以後可能形成一個新民族主義。若林教授的結論與任雪麗教授的結論竟也不謀而合，這也許是學者過於樂觀的結論，而政治家面對嚴峻的兩岸關係與陳水扁之流的挑戰，可能並不樂觀，這畢竟也是一種政治現實，但現實終究要讓位於未來。

　　三、要重視臺灣“四代人”之間的差异分析

　　將臺灣社會分成“四代人”加以分析，這並不是任雪麗首創，在臺灣一般也是這樣劃分的，而任雪麗則是將這“四代人”刻劃得更細緻、客觀、公允一點。

　　她認爲第一代人既深受中國文化影響也深受日本文化影響，但對第一代的李登輝這些人來説，“中國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日本和臺灣則是實實在在的”。

　　而第二代人要比第一代人更復雜。他們生長在國民黨專制時代，政治上是僵化的專制主義，是白色恐怖，是偶語充市；但地方競選是生機勃勃，讓許多臺灣人加入了國民黨並成爲新貴；而當時的意識形態却是令人窒息的，對臺灣文化與母語的扼殺，令臺灣民衆感到羞辱；但這期間經濟又是高速發展的，經濟增長率維持在10%左右，創造了“四小龍”的“臺灣奇迹”。這種“混雜”令人困惑，也孕育了反對運動，人們漸漸地將對國民黨的不滿變成了對中國的不滿，國民黨的“反共教育”也輕易變成“反中教育”。臺灣人開始抛棄一個被認爲强加給自己的中國身份，這一代人爲自己的政治運動所選擇的標籤——“黨外”運動。這一代人的語言則是“新臺灣人”、“臺灣的生命共同體”、“臺灣人的臺灣”、“自决”、“獨立”、“制憲”……，這一代人抱有一種强烈的幾乎是本能的衝動，以民族主義角度來看待政治問題。這一代人結束了臺灣專制時代和向民主社會過渡，他們對今日的中國大陸持嚴重的猜疑與排斥，他們最認同臺灣，也最支持“臺獨”，當今臺灣政治舞臺上的重要人物，幾乎都屬於這一代人。

　　但臺灣的第三代人則是在第二代人推動臺灣“民主化與本土化”轉軌期間長大，與上一代人相比，他們的選擇没有那麽嚴峻。第三代人組織的“學運”所遭遇的風險和逆境也要比上一代人少得多，這些“學運”領袖後來大都成了民進黨的骨幹，但他們對“臺獨”的支持比較薄弱，在兩岸關係上更務實，意識形態也更平淡，他們更注重程序民主，重視核心價值觀，他們不像第二代人將“本土價值觀”看成高於“清廉價值觀”，而更追求反省與創新，他們認爲改變國旗與國號並不重要，與中國隔絶只會導致毁滅。因此，在今日民進黨中會出現所謂的“十一寇”。即使第三代外省人，也認爲他們與馬英九也有略微的世代差别，他們没有馬英九的國民黨與中國共産黨之間的内戰負擔。

　　臺灣的第四代人是在臺灣“民族主義”得以光耀的社會中長大，他們從不缺少金錢或舒適的生活，他們看上去很健康漂亮，却很容易受傷，因此，人們叫他們是“草莓族”。他們竟不以他們父輩以講“臺語”爲榮，他們中95%選擇了講“國語”，他們不認爲選擇語言就是認同臺灣的一個標誌，他們甚至認爲“愛臺灣”不應成爲任何政黨的專有勢力範圍，他們還以“臺客”自娱，他們竟將這過去對臺灣人的謔稱據爲己有，政治幾乎成了他們的消遣，持强烈政治觀點的人被他們認爲有點怪，統獨的辯論，在他們看來也是不真實的，是政治工具而已。唯一讓他們焦慮的是中國大陸，在臺灣與大陸的競争中，大陸是一種威脅，他們期望臺灣企業到大陸發展，他們也願意去大陸工作，以展現他們的才能，獲得更大發展空間。他們認爲讎視中國是錯誤的，對第四代人而言，决定性的挑戰則是抓住經濟機遇和應付中國大陸所搆成的政治挑戰。

　　四代人的共性是“臺灣優先”與“本土第一”，這與香港的“愛港愛國”一樣，愛臺是第一位的。但四代人又有明顯差异，政治選擇與兩岸觀有着很大的不同。兩岸的前途最終將在臺灣第三、第四代與大陸年輕的一代人之間解决，第一代第二代臺灣人將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他們的影響力在消退，臺灣第三、第四代人並不全都認同他們的主張，瞭解臺灣社會這種狀態，無疑也找到了解决問題的良藥。

　　美國特德·蓋倫·卡彭特寫過一本很有影響的書——《即將到來的美中之戰：臺灣問題衝突的發展軌迹》（2006年版），他認爲臺灣將會宣佈獨立，美國將會陷入與中國的戰争。而任雪麗認爲，“這是對臺灣社會現實和真實民意的徹底誤讀。事實上，如果發生臺海危機，原因只有一個，即北京决定不再等經濟日益結合與敵意逐漸消退這些趨勢發揮作用。但中國這樣做的可能性不大，因爲代價很高，而且謀求正式獨立和正名活動的最高峰已經過去。中國會逐漸看到，在跨過高峰之後，雙方進行調解的前景其實越來越光明。”（《任雪麗認爲應正確解讀臺灣的社會現實和真實民意》，《參考資料》2007年第4期。）

　　四、關鍵還在於中國大陸的决策

　　運用社會階層分析的方法去研究臺灣問題，在國内也有一些部門與學者開始予以重視，如厦門大學臺灣研究院一些師生正在嘗試，我拜讀過以陳孔立教授爲首的師生們的一些論述。也許是赴臺灣實地考察機會有限，積累的案例與民調限制，還不能像任雪麗教授那樣可以做出較全面的研究報告，但他們的某些結論却十分相似。

　　如該校研究生陳言的《臺灣地區大學生的國家認同初析》（2006年），他采集的臺灣中華文化協會在2000年做的“全國大學看兩岸民調”，在身份認同上，自認爲“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的占72.9%，自認爲“是臺灣人”的占23.5%。《文化一周》在2003年做的“大學生對臺灣認同”的問卷調查，自認爲“是中國人也是臺灣人”的占49.2%，自認爲“是臺灣人”的占44.6%，這與臺灣一般人群的民調中自認爲“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比例要高。又如，在“您平常提到‘中國’時，是指哪一種”？回答“大陸與臺灣”占22.7%，“臺灣”占3.7%，大陸占72.2%。在問到“您是否同意臺灣人與中國人分屬兩個不同的民族”？回答“同意”占11.7%，“不同意”占61.7%，“非常不同意”占22.7%，也都超過一般民調，顯示了臺灣第四代人不同特性。如果我們認真研究一下香港幾代人的差异，以及他們在回歸後的身份認同變化，更可驗证任雪麗的論點。隨着時間推移與中國日益富强，對祖國的認同及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趨勢是光明和樂觀的。

　　瞭解臺灣四代人的不同特性，對解决兩岸關係以及制定相關政策是十分有幫助的。任雪麗認爲，“如果我們使自己的眼光超越陳水扁行政當局，情况就顯得截然不同，盡管‘臺灣民族主義’情結十分濃厚，但是大多數臺灣人也不像‘總統’那樣厭惡中國的一切事物”，“隨着第三代和第四代人在臺灣走上領導崗位，他們都必須做出一項决定，是堅持陳水扁行政當局失敗和不得人心政策，還是開創一條比較符合選民的温和偏好的政策”，“他們認爲雙方之間没有任何理由要發生衝突，中國大陸具有臺灣人可以利用的種種經濟機遇，他們並不害怕抓住這些機遇”。我想任雪麗教授這番話是很中肯的。事實上，一個中國的尊嚴與榮譽是屬於兩岸四地全體中國同胞的，我們完全可以共享這種尊嚴與榮譽。

　　任雪麗教授在她報告中反復强調“中國是關鍵”，“臺灣的民族主義的命運取决於北京”，這與我撰寫的文章觀點完全是一致的。我也一直認爲，在决定兩岸關係諸多因素中，大陸因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如果我們只知一味打壓臺灣，單純强調對抗，任雪麗説，“就很可能會造就成又一位陳水扁”，如果我們以父兄般的胸懷，“以充分的靈活性、創造性和善意”吸引臺灣第三代第四代，讓他們找到新的安身立命的空間，那末，任雪麗認爲，“臺海問題有朝一日甚至可能會得到解决”。對臺灣問題的判斷與决策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一個錯誤的决斷與政策，後果是灾難性的。

　　最近閉幕的全國“兩會”，受到全球高度贊譽，這種開放、民主、務實，得到輿論高度肯定，《亞洲週刊》社論稱，如以今年“兩會”姿態向前發展，中國將不會有“臺獨”問題，“臺灣”也没有生存空間。這樣的評論與任雪麗的觀點又有着相似之處。

　　讀了任雪麗教授對“臺灣四代人”的屬性分析，也許我們應該多點自信，臺海問題前景未必是悲觀的，兩岸走向和合、融合、統合，最終走向統一，是一個不以人喜歡或不喜歡的一個無奈而又必然的結果。當然，這一切還要取决於我們的智慧。

　　（寫於2007年4月10日，發表於香港《中國評論》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