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在經歷“三合一”選舉慘敗後，閉門良久，苦思對策。這讓有些人以爲陳水扁嚇得六神無主了，跛脚了，成了縮頭烏龜了，更有人認爲民進黨潰不成軍了，國民黨定能奪回政權了，於是有些人盲目樂觀起來了。

　　經過一段冗長的沉默後，陳水扁抛出了“元旦文告”和“春節講話”，采取了新的主動進攻。他忽然大談“臺灣主體意識”，説要推行“臺灣主體意識路綫”，接着提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及“自下而上的憲改”，又以“國家認同”爲由提出廢除“國統會”與“國統綱領”，爲兩岸投下了一顆震撼彈。他公然背棄“四不一没有”的承諾，讓世界跌落了一地眼鏡，“急獨”爲他鼓掌，民進黨也不得不爲他“背書”，在野黨在他的“臺灣主體意識”幌子下，竟也没有反制的能力，連美國也無奈於他，使他暫時擺脱了危機。

　　陳水扁的一系列動作，是不是僅僅爲了擺脱“三合一”選舉後的危機，如果我們僅僅這樣看待他，未免太輕視了他的企圖。尤其他大打“臺灣主體意識”牌——這個我們不熟悉的新概念，又意欲爲何？因此，我們應加强對“臺灣主體意識”的研究和引導，這是新時期對臺鬥争的新特點和新需要。

　　一、陳水扁爲什麽要祭出“臺灣主體意識論”

　　陳水扁在“元旦文告”到“春節講話”，以相當的篇幅强調了“臺灣主體意識論”，並把這種意識上昇到他未來將要貫徹的一條“路綫”，這不是他心血來潮的隨意胡謅，而確實是精心炮製了一條新路綫，來取代原有的“臺獨路綫”，企圖製造一個新的遊戲規則，來重新掌控臺灣的輿論權。

　　“臺灣主體意識”是李登輝執政的十二年期間，精心製造的一種新的“臺灣意識”，陳水扁執政後又繼續加以鍛造，核心是塑造一個臺灣的“國族觀”。它的基調是：凡生活在臺灣、認同臺灣的人都是新臺灣人，新臺灣人是臺灣的主人，臺灣是一個事實“獨立”的國家，臺灣的利益與命運應該由2300萬新臺灣人决定。這樣的論述，較“臺獨路綫”更有市場，幾乎80%以上臺灣民衆贊成這樣的論述。

　　2004年始，李登輝組織“激獨分子”開始撰寫系列“願景·臺灣”叢書，來“提昇臺灣的主體意識，確立對臺灣國家的認同”，爲“臺獨”製造理論。其中關鍵的一本書叫《臺灣主體性的建構》，由李永熾、李喬、莊萬春、郭生玉撰寫，他們胡謅拼凑出一套“理論”，説400年來，臺灣一直被外來人主宰，“没有自我存在的主體性”，直到“終止戡亂後，臺灣已明確地脱離中國内戰體制，已經不再是‘國共内戰’的一環”，臺灣開始“切離中國，獨自走自己主體之路”，“臺灣意識逐漸取代中國意識，成爲臺灣民意的主流”，“臺灣要主體化、一體化，必須‘去外來化’”（李永熾：《臺灣主體性的建構》2004年出版。）。李登輝倡導的“心靈改革”、“新臺灣人”、“生命共同體”等，就是要臺灣人從心靈到精神，從中國意識轉换成“臺灣意識”，獲得所謂“近代個人主體”，形成在臺灣島内居住的所有臺灣居民對臺灣的自我認同，然後形成一個“生命共同體”，形成以臺灣爲中心的國家認同。1990年後，臺灣經過政權的“本土化”、制度的“民主化”，逐漸形成了有别於中國大陸的新制度與新政權，人民有了新的生活方式，帶來了新的價值觀，“臺灣主體意識”就是從這時候萌發起來的。

　　這個“理論”較激進的“臺獨理論”更具邏輯性與欺騙性，它從歷史、地理、文學、社會、政治各方面來論述臺灣主體性形成“必然趨勢”，它承認臺灣人多數來自中國大陸，臺灣一直是外來政權的附庸（包括中國大陸的鄭氏、滿清、蔣氏的統治），“臺灣自古以來，没有自己的國家，更没有自己國家的傳統”，登島的人皆冒“六死、三留、一回頭”的艱險，“成爲無國的島民”。因此“臺灣的土地，就成臺灣人的共同生命”。所以，“唯有臺灣人不分早到晚到，不分族群、外省和本省，人人心中有臺灣，對臺灣有强烈的認同感，國内的族群對立，統獨紛争纔可消除，也才能凝聚‘臺灣生命共同體’的情感，團結一致保衛臺灣的安全，爲臺灣永續發展而付出”。（李永熾：《臺灣主體性的建構》2004年出版。）這“理論”較早先“臺獨”製造的“臺灣自古不是中國領土一部分”，“臺灣人不是中國人”，“臺灣文化不是中國文化一部分”等極端“理論”，有更大的空間，更容易被多數人認同，在野黨也没有反制的理論，所以更具危險性。

　　陳水扁在“元旦文告”與“春節講話”中，就是根據以上“邏輯”宣傳“臺灣主體意識路綫”，他逥避了民生問題與經濟問題，逥避了系列弊案的責任，逥避了民進黨對他獨攬大權實行一言堂的批評，却大談“臺灣意象”與“臺灣精神”，稱“過去被外來政權視爲禁忌的‘臺灣意識’逐漸在這片土地上生根，在人民的心中茁壯，以臺灣爲中心的主體意識擺脱了歷史的窠臼與政治的教條，發源於2300萬人民對自我的認同、土地的情感，以及命運與共的體驗”，“臺灣是我們的國家，土地面積36000平方公里，臺灣的主權屬於2300萬人民，並不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的前途只有2300萬臺灣人民才有權决定”，“臺灣主體意識路綫是我們必須堅持的路綫”。（以上引文均摘自陳水扁：2006年《元旦文告》與《春節講話》。）

　　陳水扁遁迹良久，忽然拿出“臺灣主體意識論”上陣，他意欲爲何？我認爲他起碼有十大企圖：1.擴大支持率。他知道“臺獨”路綫的支持率僅二、三成，而“臺灣主體意識論”則高達八、九成支持率；2.讓臺灣民衆認同臺灣。祭出“臺灣主體意識論”，有助於改變島内認同混亂，使多數人認同臺灣，從而孤立認同中國的勢力；3.强化臺灣是個事實獨立的國家概念；4.凸顯臺灣前途應由臺灣民衆自行决定的意識；5.爲“廢統”找到理論根據。“國統會”與“國統綱領”存在，意味臺灣的未來只能走統一的道路，不符合“臺灣主體意識”，因此應該“廢統”；6.爲“公投制憲”鋪平道路。“公投”、“修憲”、催生“新憲”，皆與“臺灣主體意識”精神相合；7.奪回兩岸關係的主導權。反制我《反分裂國家法》出臺後的主動局面；8.重控島内言語權；9.爲2008年大選鋪平道路，反制馬英九的人氣；10.迎合激獨分子主張，争取“臺獨”基本教義派的支持。

　　由此可見，陳水扁在上一回合與我們較量失敗後，開始用“臺灣主體意識路綫”向我們發起新一輪攻擊，他用“臺灣主體意識”取代以往“本省與外省”、“愛臺與賣臺”陳舊論述，企圖挾廣大臺灣民衆爲人質與大陸攤牌，使他不至於“跛脚”，也可以轉移視綫，擺脱危機，在置中國於死地的戰略中而使扁生。這將是今後兩岸關係較量中呈現的一種新特點，對此我們不能不有所警覺。

　　二、臺灣意識-“臺獨意識”-“臺灣主體意識”的成因與异同

　　“臺灣主體意識”這一概念，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歷史與現實的混合物，它形成的時間並不長，“臺獨”分子自稱只是從1990年李登輝上臺到陳水扁執政這十七、八年間形成的一種新意識，它與“臺灣意識”有所不同，與“臺獨意識”又有所區别。這裏我們首先特别要注意歷史因素對它的影響。

　　陳孔立教授在他的《臺灣學導論》著作中詳細分析了臺灣歷史對今日臺灣的政治影響，也細緻分析了歷史因素對臺灣民衆心態的影響，這兩個問題是我們長期忽視的問題。陳孔立説，臺灣歷史有幾個有别於中國大陸的特點——它是一個移民社會，與祖國大陸比是一個開發比較晚的地區；它曾成爲荷蘭與日本殖民地，多次被迫與祖國分離；近幾十年實行着與大陸有别的政治制度與生活方式；它是一個海島，因此具有海洋文化性格；它的政權變動頻繁，它形成了多元文化；近年來走向了本土化道路……等等。

　　臺灣歷史的特殊性，也形成了臺灣民衆特殊的“集體記憶”，當然其中也有人趁機僞造的部分“歷史記憶”，所有這些記憶造就了臺灣民衆特殊的心態。陳孔立教授將這些心態概括爲——1.悲情心態。如“亞細亞孤兒”、“二等公民”、“祖祖輩輩受外人欺侮”等；2.出頭天心態。如“要當家作主”、“要獨立”等；3.臺灣人優秀心態。如“臺灣比中國大陸早國際化”、“臺灣比大陸進步”、“臺灣是新興民族”、“臺灣比大陸富强”、“臺灣比中國民主和自由”等；4.小國寡民心態。如“臺灣可以獨立自産，不必受制於人”、有“自卑感”與“自大感”等；5.對中國的“親切感”與“疏離感”。如“自認爲是唐山人”、“祖國不要我們了，我怎麽能再自稱中國人”等；6.對日本、美國的復雜心態。如對日本統治的“對抗性”，又對日本統治比當時大陸進步的“親近感”，以及對美國的“親近感”及“疏離感”等；7.復雜的統獨心態；8.分歧的“認同意識”等等。

　　臺灣民衆這樣特殊的經歷與心態，形成了“臺灣意識”，這種意識，首先是日據時代反抗日本高壓統治，以後是威權時代反抗國民黨專制統治，前者是表達“臺灣不是日本的臺灣”的正當訴求，後者是反對“外省人”對臺灣“本省人”的“專制統治”。因此“臺灣意識”可以概括爲——“有傳統鄉土的‘臺灣意識’，有殖民統治下的‘臺灣意識’，有自覺無依無靠的‘臺灣意識’，有以怨懟恐懼爲出發點的‘臺灣意識’，有追求當家作主的‘臺灣意識’”。（李秘：《“臺灣意識”論析》，《東亞叢書之九——勇於執守》第160頁，2005年12月。）正如宋楚瑜所説，“臺灣意識是長期歷史脈絡中自然形成的一種認同臺灣人跟土地的情感”。而李登輝與陳水扁却將“臺灣意識”和“出頭天意識”引向了“臺獨意識”，他們强調“臺灣優先”，“臺灣是一生命共同體”，“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臺灣命運應由2300萬臺灣人决定”，將“臺灣意識”轉變成一種“去中國化的意識”。然而公然支持“臺獨”的人畢竟有限，於是他們又把這一切提昇爲“臺灣主體意識”，要它變成全體臺灣人的意識，甚至要變成一條必須走的“路綫”。這是將臺灣民衆綁到“去中國化”的“臺獨”列車上，馳向危險的深淵。

　　“臺灣主體意識”在今日臺灣認同率的確比較高，陳水扁宣佈“終統”，民衆的反對率始終在50%以上，而對他提出的“臺灣前途應有臺灣2300萬人民來决定”的“臺灣主體意識論”的支持率，却較二月份上昇近一成，達81%，（《66%民衆主張維持現實》， 臺灣《中央日報》2006年3月6日。）因此陳水扁將這作爲新的“神主牌”。形成這現象，有李登輝與陳水扁執政後，精心地將臺灣作爲一個獨立的國家加以塑造，又從教育、文化、歷史各個方面篡改史實，炮製歷史記憶，經過十六、七年薰陶，給予了臺灣民衆一個新的“國族觀”。這個“國族觀”就是陳水扁“元旦文告”所宣稱的“臺灣是我們的國家，土地面積36000平方公里，臺灣主權屬於2300萬人民，並不隸屬中華人民共和國，臺灣的前途只有2300萬臺灣人民才有權决定”。他這樣的話臺灣民衆之所以不反對，並不是臺灣民衆支持“一邊一國論”或“一中一臺論”，也並不是都支持“臺獨”，而認爲這是對兩岸現實的某種客觀表述。今日臺灣，人們動輒將臺灣稱爲“國家”，如回臺灣是“回國”去，離臺灣是“出國”去，有意無意地産生了臺灣事實上是個“國家”的國家觀念，這也反映了臺灣民衆對自己擁有一個正當身份的渴求，至少在統一前，臺灣的政治地位是什麽，臺灣民衆的身份權利是什麽，他們始終要討一個説法，防止糊裏糊涂地被“統一”了，他們將這種不明不白的“統一”視爲“吞併”。

　　陳水扁正是利用這樣的民意，稱提出“廢統”或“終統”是符合臺灣民意。今日臺灣，連馬英九也承認“臺獨”與“統一”都是臺灣民衆的選項，那麽“國統會”與“國統綱領”就是限制了人民的自由選擇，結論自然是“國統會”應廢。而進一步“修憲”與“制憲”，也被渲染成是臺灣民衆的神聖權力，應該交人民公投决定，催生一部“合時合身合用的新憲”，也是代表了“臺灣主體意識”，誰反對就是反民意。陳水扁就是準備拿了“臺灣主體意識論”，向2008年大選挺進，企圖以此重新掌握臺灣的言語權與主導權。而在野黨雖然成功地破了他“愛臺-賣臺”論，但在“臺灣主體意識論”前却無力反制。馬英九雖有炮製新“臺灣論述”的打算，企圖建立有别於民進黨的新論述，但至今没能形成自己的政綱，也曾提出過“先連接臺灣，再連接中國”論述，但仍不能給迷途中的臺灣民衆一個新方向，因此只能在陳水扁制定的遊戲規則中“隨扁起舞”，有時則是“拿香跟了拜”。臺灣民衆非常無奈地在不知不覺中被陳水扁帶往“臺獨”的深淵，他們並不清楚“廢統”是廢了“一個中國”的基礎，“公投制憲”是“法理臺獨”，是把“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法理基礎破壞殆盡，兩岸和平統一的基礎將喪失，將迫使大陸武力平叛。他們更不知“臺獨”將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機遇喪失，也是將臺灣民衆真正的揚眉吐氣機會喪失，臺灣民衆將從一種“悲情”走向另一種“悲情”，這是他們始料未及的。

　　三、應將“臺灣主體意識”包容到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大業中去

　　臺灣民衆特殊的歷史遭遇，加上在李登輝、陳水扁執政十八年來推行的“本土化”與“民主化”運動，由“本土化”而“去中國化”，由“民主化”而“民粹化”，確實讓臺灣民衆有了當家作主感，甚至沉浸於“當家作主”後的狂熱之中，這種狂熱讓不少人分不清是非界綫，以爲臺灣人有權向大陸説不了，而對這種後果考慮甚少，他們尚未意識到政治人物刻意製造“統獨”、“族群”、“省籍”、“臺灣意識”、“臺灣主體意識”是爲騙取選票，臺灣民衆只是被他們從一種“悲情”被誤導到另一種“悲情”。臺灣民衆還没有認識到——“中國是包括2300萬臺灣同胞在内的13億中國人民的中國，大陸是包括2300萬臺灣同胞在内的13億中國人民的大陸，臺灣也是包括2300萬臺灣同胞在内的13億中國人民的臺灣，任何涉及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必須由兩岸13億人民共同决定”。而不是陳水扁所説的“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臺灣的前途與命運應由2300萬臺灣人决定”，這是違反常理的，也是違反國際起碼準則的，這對13億大陸骨肉同胞是很不公平的，必然會遭到反對的。一個在十六、七年中編織起的“臺灣主體意識”，要改變臺灣自古是中國一部分的歷史事實，要改變世界公認的“一個中國”原則，是狂妄與危險的，也是不可能得逞的。而當前兩岸關係的危險在於，今日臺灣李登輝、陳水扁之流仍有幡弄意識形態的空間，盡管李登輝與陳水扁的光環已大大暗淡，已不是當年被半數以上人推崇的“民主之父”和“臺灣之子”，他們的人品與政治操守都很丢人，支持率從最高時的70%以上降到了10%之多，但他們用“臺灣主體意識”推動“公投制憲”，他們鼓動對抗中國，仍有市場，這個歷史時期是兩岸危險高發期。臺灣民衆最終覺醒尚未形成，兩岸關係仍有失控危險。但我們不能因爲有危險，就去聲討臺灣同胞，去讎視臺灣同胞，去站到他們對立面去。應該看到他們是受害者，也是未來終止危機的主體，我們仍要寄希望於他們。但這不是消極的冀望，而是要積極地去轉變他們的認同，幫助他們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用我們更美好的行動與現實去促使他們覺醒。

　　臺灣是一個選舉社會，一切都是爲了權力，一切都是爲了選舉，這是政治人物的首要任務，爲了選票，政客刻意利用“歷史”、“悲情”、“主體意識”、“統獨”去争取選民支持，每一次選舉都利用民族主義去挑動支持者情緒，結果讓臺灣社會分裂及族群對立，“導致人與人之間、人與黨之間、政治人物與政治人物之間信心機制完全崩潰，臺灣也就失去了向心力”，“臺灣的政治人物與媒體只關心内部的權力分配，却不關心整個國際、亞太地區的形勢變化”，無論藍緑他們只關心權力分配問題，“都没有爲國家的未來展望有哪些明確而具前瞻性的思考，没有未來，當然也没有希望”。（胡忠信：《新臺灣文化》，2005年出版。）臺灣政治評論家胡忠信説：今日“臺灣的政治人物有三個非常致命的弱點：第一，没有學習怎麽解决紛争；第二，他們忘了在國家利益爲前提之下，應該學習如何達成共識；第三，忘了自己所扮演的典範作用”，（胡忠信：《新臺灣文化》，2005年出版。）於是人民成了他們的犧牲品。正如國民黨發言人鄭麗文所説：陳水扁“永遠只是爲了成就他自己，永遠都是‘犧牲大我，完成小我’”。陳水扁口中的“臺灣主體意識”、“公投制憲”……無不是爲了他自己，目的是轉移矛盾，製造混亂，亂中獲利。今天的臺灣正如島内學者所言：是一個漂流的不知漂向何方的、没有核心價值的社會。

　　對臺灣同胞今日的處境，對臺灣同胞的“歷史情結”、“悲情意識”、“臺灣主體意識”，我們應予同情與理解。胡錦濤主席告誡我們：“無論在什麽情况下，我們都尊重他們、信賴他們，并且設身處地地爲他們着想，千方百計照顧和維護他們的正當權益”。要化解臺灣同胞的這種意識，任何粗暴的言語與行動，顯然都無濟於事，只會火上澆油，而是要加以耐心引導。臺灣的歷史與政治現實，造就了“臺灣主體意識”，大陸的歷史與政治現實，造就了大陸的“民族主義”，形成了以中國現代化爲中心的民族振興運動，兩岸不同遭遇形成的不同意識，但這兩種身份意識並不是絶對對立的，而是應該互相尊重與包容，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是臺灣的一個振興機遇，要設法讓兩岸同胞在共同發展的進程中形成新的共同記憶，造就新的認知。要讓廣大臺灣同胞在中華民族復興的進程中感受到巨大的益處，逐步改變以臺灣爲中心的心理，將視野與利益融入到大中華的振興之中。

　　今日臺灣没有一個正確的核心價值，没有一個明確的發展方向，甚至没有信心，也没有希望，只有一部人却懷着莫名的狂熱，以對抗祖國爲榮，但他們中有不少人的狂熱也開始冷却。至於臺灣與大陸應該怎麽坦誠面對過去與未來，怎麽構建共同命運創造共同語言，怎麽去共同構建一個生死與共的生命共同體，怎麽去塑造一個平等互利的健康的兩岸關係，怎麽以更大的胸懷去相互包容，怎麽去共建一個更大更高的共同的核心價值……這些問題遠遠没有被重視，也没有加以研究與交流，甚至都没有好好想一想。人們誤以爲兩岸關係就是一個統獨關係，就是“一個中國”與“一中一臺”之争，就是無休無止的口水戰，其實這是一個淺薄的誤解，兩岸關係是兩岸相互融合及命運再造的關係，是一個誰也不吃掉誰的關係。

　　對中國大陸而言，臺灣問題我們幾乎也是在摸着石頭過河，還没有一套非常成熟與周密的方案，也缺乏相應的理論與規劃，但這幾年我們逐步有了基本思路，這就是“平等協商、共同發展、共議統一、共同締造”，最近又有人提出兩岸才是一個真正的“生命共同體”，兩岸應建立“共同市場”等，這些都是彌足珍貴，都是可喜的進步。兩岸中國人都應走出歷史的悲情，都應舍棄陳舊的統獨觀，重新從中國的未來出發來塑造一個兩岸的共同的核心價值，塑造新一代中國人（當然包括2300萬臺灣同胞在内的）宏大的視野，我們不僅要講求國家認同，也要講求價值認同，我們要勇敢走出自我認同的誤區，去接受對方欣賞對方，撫平歷史創傷走出悲情，建立起新的認同觀。兩岸没有也不應有根本的衝突，兩岸關係的核心不是統獨問題而是全體中國人的命運與前途問題，“臺灣主體意識論”不應該成爲兩岸的一個障礙，我們不應該再被陳水扁之流玩弄，更不應“隨扁起舞”。

　　要建立新的認同觀和價值觀，就要遵循胡錦濤的“四點意見”，即：既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决不動摇，又要有發展兩岸關係的新思維；既要争取和平統一的努力决不放棄，又要有兩手準備，使一切染指中國的分裂勢力不敢冒險；既要貫徹寄希望於臺灣人民的方針决不改變，又要盡最大努力去做一切有利於兩岸關係的事；既要有反對“臺獨”分裂活動决不妥協，又要去塑造兩岸新的價值觀和認同觀。讓廣大臺灣同胞從兩岸交流及“三通”中，在合作與發展中，逐步樹立以做中國人爲榮，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爲傲，從中得到新的安身立命的歸宿。將“臺灣主體意識”包容到中華民族的振興與發展的壯麗進程中去，讓他們感受到祖國大陸是真正代表他們根本利益的，與祖國大陸共同發展是臺灣的真正出路，創造一個繁榮民主文明富强的新中國是兩岸同胞的共同使命，讓他們明白以“臺灣主體意識”對抗祖國大陸是可悲的是没有出路的。臺灣的一切不幸遭遇，祖國大陸的一切不幸，都是舊制度舊政府造成的，我們這一代人不能再相互指責與對抗，繼續成爲舊制度和舊政府的殉葬者，我們都要走出過去，走出悲情，共同去創造我們新的未來，把握歷史給予我們難得的機遇——去完成民族復興大業，去實現中華民族的和平崛起。

　　從這思路出發，我們是不是會有一些新的思考和新的舉措，在此我僅僅抛磚引玉！

　　（寫於2006年3月9日，發表於香港《中國評論》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