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編輯了我2005年秋至2007年底，近兩年中關於兩岸關係的主要論述。

　　我們的對臺研究中充斥着大量的情况研究，用汪道涵會長的話講，就是“探子式”的研究，如同京劇舞臺上的探子，“探”到了一點情况，馬上呈報，它的格式也如同舞臺上的語言——探子曰：“探……報……”，長官曰：“再探……再報”。這種“探子式”研究就是單純的情况研究，既没有對情况作深入剖析，更不要説賦予學術解釋，至於探索情况後面的規律研究，以及理論研究，在對臺領域裏是長期缺俄。我的對臺研究開始也是“探子式”研究，因此没有少被汪會長批評。

　　近年來，我開始注重情况後面的深層歷史因素、文化因素、制度因素、大國關係因素、政治結構因素、趨勢發展因素……的研究，把對臺研究當成一門科學研究來對待。當然，還有很多人不同意將臺灣問題當成一門學科，他們耻笑“臺灣學”這名稱，説臺灣問題研究也可以成爲臺灣學的話，那麽“四川學”、“上海學”……將皆可成爲“學”，豈非泛濫成灾。我認爲持這樣觀點的人要麽他一輩子就是只會作情况研究，要麽他根本不懂對臺研究。四川、上海的重要性與特殊性能與臺灣問題相比嗎？因此，我近年來更多的注意研究陳水扁現象背後的制度，兩岸關係後面的教訓，臺灣主體意識後面的民意，臺灣四代人後面的政治取向，系列弊案對臺灣的影響，民進黨由盛而衰的原因，“罷扁”與“保扁”的前景……，連我對汪道涵會長的緬懷也不僅僅是對他事迹的緬懷，而力圖去總結他的思想。這樣的研究使我找到對臺研究一個很重要的領域，我只是作了一些嘗試而已。

　　作爲一個兩岸關係的學者，另有一個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很好宣傳我們的對臺方針與政策，宣傳國家發展的主張，讓臺灣民衆瞭解我們的戰略意圖，將雙方命運結合起來，而不是總是去寫“大批判”式的嚇唬臺灣民衆的文章，以顯示自己的立場“堅定無比”。汪道涵會長生前對此是深惡痛疾的。他常説：“黨中央並不懷疑你們這些學者的立場，你們寫文章是應該寫給臺灣民衆看的，要讓人家看得懂，看得下去，看得感動，而不是動輒去教訓他們，嚇唬他們”。爲此，我將鄧小平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與“發展是硬道理”的主張，江澤民的“八點主張”與“三個代表”學説，胡錦濤的“四項主張”與“和諧社會”理論，自覺地與兩岸關係聯繫起來去加以闡述，並提出了對臺工作的一些具體建議，這些都是我的一家之言而已，僅供參考。

　　對臺研究是屬於政策研究的工作，因此很多研究報告都是僅供内部參考，能够公開發表都很有限。這種研究始終是集中在少數人之間，市民參與，與市民溝通都很少，對此我是不贊成的，因此我常寫點公開的文字，這些年我公開發表的主要論述，先後結集於2002年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的《兩岸關係與中國前途》，2002年臺灣海峽學術出版社的《統一探究》，2005年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的《兩岸關係與中國崛起》三本論集之中。另外，我主編了《東亞與中國——跨世紀戰略思考》（2000年），《可貴的嘗試——上海東亞研究所成立十週年紀念集》（2005年），《上下求索》（2002年），《静心面壁》（2003年），《求真務實》（2004年），《勇於執守》（2005年），《持之以恒》（2006年），《臺灣問題與中國崛起》（2005年）等文集。這些論述能否被以後的歷史驗证是正確的，我懷着忐忑不安之心，期待着讀者的檢驗。我希望我這些文字能比我的生命活得更長久長久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