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孝斌（吴孝斌，曲江縣博物館。）

　　【中文摘要】北宋時期隨着政府重商政策的推行，社會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通用貨幣需求量不斷增加。加上海外貿易中錢幣的外流，這些都道致社會出現錢荒。爲解决此困難，北宋政府只能采取提倡和鼓勵開採各種金屬礦産的採冶政策。廣東的礦冶經濟也因此得到應時的發展，韶州作爲廣東的主要礦産地，一向以礦産的種類齊全、儲量巨大而聞名。其中以銅的採冶最爲突出，它的興衰可爲宋代廣東的礦冶經濟的縮影。

　　Abstract: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a currency shortage was caused by governments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erce-valued policy which improved the social economy and the demand of currency. An additional outflow of the currency in oversea trades made the situation worse.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government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had to advocate and encourage the metallurgy of all kinds of metals. The metallurgy economy in Guangdong Province was developed accordingly. As the main mineral-producing area in Guangdong Province, Shaozhou was famous for its variety of minerals and giant reserves. The mining and metallurgy of the copper is so outstanding that its rise and decline could be seen as an epitome of the metallurgy economy of Song Dynas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北宋時期隨着政府重商政策的推行，社會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使得作爲通用貨幣的銅錢需求量不斷擴大，加上海外貿易中錢幣的外流龢民間普遍存在的銷錢鑄器現象，這些都道致社會出現錢荒。此外，政府每年向遼、西夏等鄰國的巨額納貢和“賜幣”，亦要耗費大量的金銀和銅錢，這些都急需大量的金、銀、銅、錫、鉛（後三種金屬乃鑄造銅錢的必需材料）。因而如何最大可能地擴大對上述金屬礦産的採冶，便成爲政府的當務之急，也因而促使北宋采取與以往歷代不同的礦冶政策：提倡和鼓勵開採各種金屬礦産。

　　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北宋初期廣東的礦冶經濟得到了應時的發展，礦冶業呈一派勃興之勢，並很快在全國居於領先地位。據《宋會要輯稿》載，北宋廣東各礦場，除舊置者外，最早新置的要數太宗淳化二年（991年）的連州桂陽縣的豐官銀場。繼而各礦迭興，至神宗時，據《元豐九域志》載，廣東各礦冶業共有銀監、錢監及銀、銅、鐵、錫、鉛場61處，與英宗治平年間全國271個礦冶處所相比較，廣東礦冶業約占全國的五分之一强。

　　韶州作爲廣東的主要礦産地，一向以礦産的種類齊全、儲量巨大而聞名，《宋史》便把韶州列入“金之冶”、“銀之冶”、“鐵之冶”、“鉛之産地”之列。就元豐元年（1078）廣東的礦場分佈而言，全省共有銀場23處，其中韶州占6處；鐵場8處，韶州占1處；銅場5處，韶州占3處。

　　北宋廣東的礦冶業以銅的採冶最爲突出，而産銅之地莫若韶州，韶州産銅諸場中又以岑水場産銅最多且聲名遠揚，據説岑水銅場規模最大時有工匠十多萬人。作爲宋時全國三大銅場之首的岑水銅場，它的興衰無不對當時廣東的礦冶經濟産生巨大的影響。因而從一定意義上説，岑水銅場本場就是宋代廣東礦冶業的一個典型代表或歷史縮影，透過岑水銅場的盛衰，我們可以間接看到宋時廣東礦冶經濟的發展歷程。

　　據清光緒《韶州府志》卷十三輿地略載：“岑水，一名膽礬水，又名銅水，郡南七十裏。源出翁源縣羊徑山，分二派，一西流經縣南入溱水（北江），一南流入江鎮水。宋初置場採銅日岑水銅場，謂水能浸生鐵爲銅。”經考古工作者實地考察，現已證實宋時岑水銅場遺址的分佈範圍在以現大寶山礦主峰爲中心的方圓數十裏地域内，包括現翁源縣龍集鎮的鐵屎坪和新山子。據大寶山礦705地質隊1961年的勘探總結報告稱：宋時的礦坑老窿地表可見者即達400個以上，其形式有圓井、斜巷、平巷；其規格有僅容單人的小巷，亦有寬達1.5米以上的大巷；其深度有深僅數米的淺洞，又有深達數百米的深井。宋時冶銅遺留下來的礦渣分佈面積達0.2平方公里，宋代的磚瓦和陶瓷殘片亦不時可見。種種迹象均證明這是一處規模極大且開採多年的古代礦冶遺址。

　　有關岑水銅場的初置年代，《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十三有“岑水場，慶曆七年（1047年）置”的記載；《輿地紀勝》卷九十亦載：岑水場“出産銀、銅，慶曆七年置”。在岑水銅場開採的第二年，恰巧又逢“韶州天興場銅大發，歲採二十五萬斤”，有司遂“請置監鑄錢”。“從此，廣東的銅採冶業大發展，鉛、錫和鐵的大規模開採，也是由採銅帶動的”。由此可以看出，慶曆後期乃是宋代廣東礦冶經濟勃興的起點，其發緣與岑水場的建置不無關係。

　　據《廣東通史》古代上册第九章載：“北宋岑水場煉銅有火冶、濕冶兩種。起先，品位高的‘礦銅’用火煉法煉得黄銅，但礦銅難採，另一種是用含銅量較少而極易采取的‘膽土’加水煎煉，是爲濕冶，煉得之銅稱膽銅。後來又增加膽水煉銅一項，亦屬濕冶，是新煉法。”可見宋時岑水銅場已采用三種不同的煉銅方法以保障産量的穩步提高。其中膽水煉銅這一新煉法乃北宋後期饒州人張潜發明的，並令其子獻於朝廷，遂被采用，於哲宗元祐末年（約1094年）開始推行。其具體操作，乃是將生鐵片置於富含硫酸銅的膽礬水中，通過化學反應，使水中的銅離子被鐵離子置换而生成單質銅並附着於鐵片表面，再將銅屑刮下，入爐三煉而成膽銅。當時人們已知“率用鐵二斤四兩，得銅一斤”這一置换比率。正是由於“膽銅法”這一新式煉銅方法的推廣運用，才使得藴藏豐富膽水資源的岑水場的銅産量逐年提昇。

　　皇祐二年（1050年）朝廷在韶州新置永通監，利用當地銅資源（主要是岑水場所産之銅）鑄造錢幣，這亦直接促進了岑水場的發展。據何維鼎《永通和阜民兩錢監》（載於《廣東經濟史話》）的統計，永通監的年鑄錢量，從開始的四萬七千貫，增至元豐七年的八十萬貫，在全國錢監中居於首位。而鑄錢量的增加反過來又刺激了對銅資源的開採。這種銅礦採冶與鑄幣的良性循環，使得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出現“詔三司，韶州岑水場銅大發，其令轉運司益募工鑄錢”這一情况，永通等錢監的鑄幣能力已趕不上岑水場銅産量的提高。

　　有關岑水場的産銅量，據餘靖《韶州新置永通監記》載：“初，郡之銅山五歲共市七萬，前太守潘君一歲市百萬。及欒公繼之，乃市三百萬，明年又差倍之，歲運羡銅三百萬，以瞻嶺北諸冶。”餘靖此文作於岑水場置後三年，説明正是岑水場的開發方使得韶州銅大發，産量由原來數萬斤劇增至六百萬斤。至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韶州岑水、中子二場共收銅一千二百八十多萬斤，占當年全國收銅量的87％以上；即使到了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岑水場産銅仍近400萬斤，相當於全國銅産量的57％。岑水場在全國産銅方面所占的舉足輕重地位，使它得到朝廷的重視。宋時因其地盛産銅、銀、鉛、錫、鐵等多種金屬，曾立有“七寶神祠”，徽宗崇寧年間朝廷特封其神爲靈應侯。宣和三年（1121年），爲加强對岑水場的管理，特從曲江劃出廉平、建福二鄉和從翁源分出太平鄉新置——建福縣（宋室南度後廢）。這種因岑水場緣故而以三個鄉設縣的例子在中國封建社會是絶無僅有的，由此可以想象當年岑水場的繁榮盛象。

　　岑水場的興盛，既有其本身所具有的資源和技術等方面優勢，同時也與當時有利的社會政治和政策有關，概括地説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朝廷對礦業開採提倡和優惠政策的實行

　　自西漢設立鐵官以來直至唐代，礦冶業一向以官營爲主，極少私營，因而多出現管理不善、營私舞弊和虧損嚴重等弊端，勞動生産效率極低。宋時出於對礦産開發的迫切需要，采取了一些較爲開明和優惠的政策以鼓勵民間開採。官營礦山則把原來的勞役制改爲募役制，從而極大地促進了工匠開礦的積極性。北宋中期，爲了刺激礦業生産的發展，朝廷公佈了統一的礦税征收率“熙豐法”：礦主只要向政府交納20％的實物税，就可以將礦産自由出售，官府不再强行征購。正是由於統治者采取的上述優惠政策，方使北宋時期的礦冶業獲得長足發展，岑水場自不例外。

　　（二）社會對銅的大量需求

　　岑水場在北宋時期的迅猛發展，跟當時整個社會對銅的巨大需求是分不開的。北宋時隨着商品經濟的高度繁榮，社會對銅錢的流通需求量空前增加；同時朝廷每年向遼、西夏等國的巨額納貢和“賜幣”，亦需大量錢幣。除此之外，民間廣泛存在的銷錢鑄器現象和海外貿易中大量銅錢的外流，這些都造成了全社會對銅的需求量始終處於不飽和狀態。雖然宋代是中國歷史上鑄錢最多的一個朝代，但還是普遍存在錢荒現象，一些地方不得不使用鐵錢來代替。嚴重的錢荒使得銅價日益昂貴，因而開採銅礦便極易獲利，這是刺激岑水場迅速發展起來的内在動力。

　　（三）膽水煉銅法的推廣運用

　　宋代銅産量達歷史最高峰，與“膽銅法”的大規模推廣應用有着密切關係（此法宋以後不見）。據《中國冶金簡史》載：北宋末年膽銅産量僅占全國銅産量的20％，到南宋時期很快昇至85％，這足以證明“膽銅法”在宋代銅冶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由於岑水場本身藴藏着豐富的膽水資源，因而運用膽水煉銅法之後，便能以低成本方式源源不斷地獲取銅資源，從而長期保持銅的高産量。

　　韶州岑水銅場起於北宋慶曆年問，元豐初達於鼎盛，以後又盛極而衰，銅的産量開始走下坡路。至干道二年（1166年），岑水場年産銅已不及10萬斤，在整個南宋時期，岑水場産銅最多時亦不過50餘萬斤，只相當北宋末年産量的1／8。岑水場在北宋中葉到南宋的一百多年期間，從發展、興盛乃至衰落，内中原因固然是復雜的，但主要與幾方面有關：

　　1．因北方淪陷而缺乏膽水浸銅的鐵資源。

　　膽銅的生産在岑水場所占比例極大，進入南宋後更是如此。如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岑水場的膽銅産量爲黄銅産量的1／4，至干道年間（1165-1174年）膽銅的産量變爲黄銅産量的8倍多。膽水浸銅需要大量鐵材，宋人張端義《貴耳集》載：“韶州岑水場以滷水（膽水）浸銅，會百萬斤鐵，浸煉二十萬（斤）銅。”

　　宋室南度後，由於當時重要的鐵礦生産在山東充州、江蘇徐州和河北邢州、磁州等北方地區，北方的淪陷使南宋的鐵産量驟减，南方有限的鐵又要應會戰争之需，因而不可能提供太多的鐵用於岑水場的膽水煉銅，從而嚴重影響岑水場的生産。正如南宋一官員所述：“韶州岑水、信州鉛山等場，所産浸銅，非無膽水，止緣給鐵不如其數，遂時致税課虧少。”

　　2．國力的衰退因長期的内外戰争，較之北宋已極度匱乏。官府缺乏征購銅材的“本錢”，便唯有向礦民打“照貼”，同時難以兑現，極大打擊了民間開礦的積極性；同時官府在抗金口號下普遍提高礦冶税收，由原來的二八分成變爲三七分成。繁苛的礦税，飛漲的物價和微薄的工錢，使礦主和工匠因無利可圖而紛紛置採逃散，從而造成岑水場銅産量的鋭减。

　　此外，政局的混亂和各級官吏的腐敗無能亦是造成岑水場衰退的不可忽視的因素。與岑水場的發展軌迹相似，廣東的礦冶業在宋初太宗後期逐漸發展起來，韶州銅礦在仁宗慶曆年間的大發，帶動了省内鉛錫的開採；韶州永通監的設置，又極大刺激了本地的礦冶生産，到熙寧年間，廣東的礦冶業達於極盛。然而好景不長，到元豐末年，廣東的礦冶經濟便開始走下坡路。其原因除部分地與礦産藴藏量和開採的難度有關外，更主要的則與國運的盛衰和政策有關。歷史證明，只有在宋王朝强盛統一、政局穩定、政策開明和社會繁榮之時，廣東的礦冶經濟才能獲得自身的發展並創造輝煌；否則，漸其衰落便是歷史的必然。

　　

　　（原載《廣東經濟》2003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