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孝斌（吴孝斌，曲江區博物館。）

　　【中文摘要】試就蘇軾《與南華長老十三札》篇序作一考略，並斷以句讀，以求有所裨益讀者。

　　Abstract:This article conducted a study on the sequence and the punctuation of Sushis 13 letters to Nanhua Buddise, in order to benefit the readers.

　　

　　北宋大文豪蘇軾於紹聖元年（1094年）九月前往惠州貶所途中，曾專程入韶州曲江南華禪寺禮拜六祖真身，從而開始其與南華寺住持重辯長老的一段雲外之交。蘇軾《書南華長老辯師逸事》稱：“餘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兩人初見即甚相投。其後蘇軾謫居惠州期間，從紹聖二年一月至紹聖三年底，曾多次與重辯長老互通書信和互致禮物。蘇軾應辯長老之請，爲南華作《卓錫泉銘》、《蘇程庵銘》及書唐代柳宗元《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與南華寺結下深緣。元符三年（1100年）十二月，蘇軾遇赦北歸途經曲江時，再次重游南華寺。其時重辯已逝，蘇軾爲此作《書南華長老辯師逸事》以緬懷故人。

　　南華寺禪宗思想對蘇軾晚年無疑具有相當之影響，而能够反映這一影響的，除上述蘇軾爲南華所作詩文題記外，其與重辯長老之間的往來書信，亦不容忽視。明代名僧德清憨山所編《曹溪通誌》便載有蘇軾與南華重辯長老六札，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隋齋居士胡毅生編印加《南華小志》，據《蘇軾文集》而輯成十三札，爲目前之最全者。然由於蘇軾諸札多未屬年月，加之前人未予編次，因而難免零亂無序，不便後人閲覽和徵引。故在此不揣淺薄，試就其篇序作一考略，並斷以句讀，以求有所裨益於讀者於萬一。現依《南華小志》所載十三札之序逐一考訂如次：

　　一、“軾啓：竄逐流離，愧見方外之舊，達觀一視，延館加厚，洗心歸依，得見祖師，幸甚幸甚。人來辱書，具審法體佳勝，感慰兼集。軾到惠已百日，閉門養疴，凡百粗遣，不煩留念。蒙致子由來往書信，异鄉隔絶，得聞近耗，皆法慈垂卹（恤），知幸知幸。未曰面謝，惟冀千萬爲衆保練，不宣。”

　　蘇軾初至惠州貶所時爲紹聖元年十月二日，有其《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一詩和《題嘉祐寺壁》一文爲证。此札既言“到惠已百”，可知當作於紹聖二年一月中旬。蘇軾紹聖元年九月間途經曲江時，曾專程入南華寺參拜六祖真身，受到南華住持長老重辯的殷情款待。兩人長談終日，蘇軾當下入住寺内程公庵，信的前數句便指此事。蘇軾因戴罪之身，與家人書信往來有所不便，其時蘇轍（子由）降授左朝議大夫知袁州、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卅居住。此筠州非四川筠州，而是江西筠州（治所在高安），蘇軾家小此時亦遠居荆溪（今江蘇宜興），真可謂异鄉隔絶。正如蘇軾《書〈歸去來辭〉贈契順》所言：“餘謫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隨。餘分寓許昌宜興，嶺海隔絶，諸子不聞餘耗，憂愁無聊……。”正是南華重辯長老仗義行俠急人所急，多次派專人不遠千裏爲蘇軾與家人傳遞書信，故蘇軾作此簡表示深謝。

　　二、“筠州書信已領足，兼蒙惠麵粉、瓜、薑、湯茶等，物意兼重，感怍不已。柳碑庵銘並佳貺也。卓錫泉銘已寫得，並碑樣並付去。鐘銘子由莫終當作，待更以書問之。紫菜、石發少許，聊爲芹獻。陋幫乃無一物，愧怍。却有書一角，信三筆枚，竹筒一枚，封全並寄子由，不免再煩差人送達，慚悚之至。”

　　據札中“柳碑庵銘並佳貺”句，“貺”用贈送之意，可知此時南華寺已將蘇軾所書之柳宗元《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和《蘇程庵銘》勒石上碑，並將二碑墨拓寄呈蘇軾。按蘇軾爲南華寺書柳碑乃紹聖二年六月間事，則碑成或在稍後。札中提及請子由爲南華作鐘銘一事，據《曹溪通誌》卷第七所載清代施儒《登鐘樓》詩中“摩挲訪前事，碑刻恨湮微”句，疑子由後終有作鐘銘，惟後因故不存耳。按宋徽宗崇寧、大觀年間，朝廷對元祐黨人迫害更甚於前，所有元祐黨人之碑刻但盡僕之。子由所作鐘銘或便毁於此劫亦未可知。石發，又稱石花菜，屬紅藻類，紅色，羽狀分枝，生長於中潮或低潮帶的岩石上，分佈於沿海地區，可供食用，它與紫菜均爲惠州特産。

　　三、“軾啓：正月人還，曾上問必達，比日法履何知？軾到貶所已半年，凡百隨緣不失所也，毋慮毋慮。何時會合，悵仰不已。乍暄，萬萬爲衆自重，不宣。”

　　札中既言“到貶所已半年”，可推知當作於紹聖二年四月初。因時值初夏，故日“乍暄”。蘇軾此前一札作於紹聖二年一月中旬，仍托南華信使捎回，故此札曰“正月人還……”。

　　四、“程憲近過此，往來皆款見。程六、程七皆得書甚安，子由亦時得書無恙。又遷居行衙極安穩，有樓臨大江，極軒豁也，知之。”

　　蘇軾於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治歸善縣），當下寓居於合江樓。干隆《歸善縣誌》卷四渭樓在“府治東城上，東西二江之水至此合流，環抱如帶”。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合江樓在三司行衙之中，爲三司按臨所居。公到日，有司待以優禮，暫請居之。”十月十八日，蘇軾遷居嘉祐寺。《總案》：“嘉祐寺，在歸善縣城内，爲水東。”紹聖二年三月十九日，蘇軾復遷於合江樓之行館。此簡當作於此時，欲就遷居事特報與南華辯長老知之。因合江僂遷而復回，故曰：“又遷”。

　　程憲乃指程正輔，其時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居韶州（韶州乃提刑駐地）。“憲”古指法令。因程正輔負責監察法令刑獄，出於爲尊者諱，故蘇軾與南華辯長老札中以程憲稱之。程正輔於紹聖二年三月初到惠州晤訪蘇軾，兩人舊嫌初釋，甚是相洽，程正輔厚贈蘇軾，蘇軾作詩答謝。程六即程天侔，程七指程德孺，因其在蘇軾表兄弟中分别排行第六、第七，故稱程六、程七，兩人均與南華重辯長老相熟。蘇軾《蘇程庵銘》序載：“程公庵，南華長老辯公爲吾表弟程德孺作也……。”因程德孺元祐五年（1090年）間曾任廣南東路提點刑獄一職並駐韶州，故得以與南華寺相近。

　　五、“軾頓首：净人來辱書，具審法體勝常，深慰馳仰。至此二年，再涉寒暑，粗免甚病。但行館僧舍皆非久居之地，已置圃築室爲苟完之計。方斫木陶瓦，其成當在冬中也。九月中兒子般挈南來，當一禮明師，遂獲瞻仰爲幸也。伏暑中萬萬爲衆自重，不宣。”

　　蘇軾紹聖元年十月二日初到惠州時暫住於合江樓行館，十八日遷居嘉祐寺，紹聖二年三月復遷於合江樓，紹聖三年四月又遷回嘉祐寺。如此反復徙居，令蘇軾不勝其煩，故札中言“行館僧舍皆非久居之地”。於是蘇軾於惠州歸善縣後白鶴峰買得一塊數畝隙地，四月八日卜新居，欲自築室，以爲長久安家之計。作此札時新居尚未落成。又蘇軾長子蘇邁六月授韶州仁化令，擬九月挈家南來。仁化在韶州東一百五十裏，與南華寺相近，故蘇軾欲讓兒子進南華拜謁重辯長老。此札既言“伏署”，寫於兒子官授仁化之後，又因是年七月五日蘇軾侍妾朝雲病卒，而此札並未片言提及且用語較輕快，可知當作於此前，故定在紹聖二年六月末至七月五日之前較爲可信。

　　六、“遠承差人寄示諸物等，一一荷厚意也。兒子被仁化，今想與南華相近也。謫居窮陋，無可爲報，益不惶矣。”

　　此札當續第五札後，其時蘇軾長子蘇邁已到仁化任上。該札用詞極簡淡，乃因侍妾朝雲病故未久，心境尚未平復之原因，故應作於紹聖二年九月下旬前後。

　　七、“軾啓：人至辱書，具審法履清勝，至慰至慰。忽復歲盡，會合無期，自非道力深重，不能無异鄉之感也。新春惟冀若時自重。”

　　蘇軾於紹聖元年二月至惠州，再逢歲盡，又賀新春，故推此札應作於紹聖二年十二月前後。八、“軾近苦痔疾，極無聊，看書筆硯之類殆皆廢也。所要寫王維、劉禹錫碑，未有意思下筆，又觀此二碑格爲淺陋，非子厚之比也。張惠蒙到惠幾不救，近却又安矣，不煩留念。寄柱杖甚荷雅意，此木體用本自足，何用更點綴也，呵、呵。適會人客，書不盡，所懷續奉妝也。正輔提刑書，告便差人達之，内有子由書也。”

　　紹聖二年六月十一日，蘇軾有簡（第十一札）與南華辯長老，言張惠蒙欲游南華事。此札“張惠蒙到惠幾不救，近却又安矣”，乃答辯長老問候之語，無疑作於張惠蒙返惠州後不久。若以惠州至南華往返一次（包括其在南華寺停留十日）約需一個多月計，此札約作於紹聖二年七、八月間。蘇軾不久前曾贈辯長老桄榔杖一枚（見第十札），大概得知長老又將其轉贈他人，故在札中打趣道：“此木體用本自足，何用更點綴也。”

　　正輔提刑乃指蘇軾表兄（亦是姐夫）程正輔。因蘇軾姐嫁至程家不久即因受虐而死，蘇程兩家遂長年不相往來，直待紹聖二年正月，程正輔任廣東提刑居韶州時，蘇軾與程正輔始棄前嫌，程正輔並於紹聖二年三月初至惠州晤訪蘇軾。

　　九、“軾啓：久不聞問，忽辱專使手書，具審比來法體佳勝。生日之餉，禮意兼重。庶緣道力少安晚景乎?銘佩之意非筆舌可究。披晤未期，惟萬萬爲法自愛，不宣。”

　　蘇軾生日十二月十九日，此簡乃答謝南華重辯長老派人送來生日賀禮而作，當作於生日之後不久。因第七和第十二簡均作於紹聖二年底，此札獨言“久不聞問”，是以知應作於紹聖三年底的那次生日後。

　　十、“軾再啓：所要寫柳碑，大是山中闕典，不可不立石，已輟忙揮汗寫出，仍作小記，成此一事，小生結緣於祖師不淺矣。荒州無一物可寄，只有桄榔杖一枚，木韌而堅可採，勿笑。舍弟及聰師等書信領足，此自有去人，已發書矣。張惠蒙去歲爲看船，不得禮拜祖師及衣鉢，甚不足。今因來人，令相照管一往，不訝喧聒。此子多病，來時告令一得力莊客送回也，留住五七日可矣。”

　　十一、“學佛者張惠蒙，從予南遷。予游南華，使惠蒙守船。明年六月，南華禪師使人於惠。惠蒙曰：‘去歲不得一禮禪師乃可恨。’欲與是人俱往，請留十日而還。予佳其意，許之，且令持此請教誨於辯公，可痛與提耳也。紹聖二年六月十一日。”

　　上述二札均提及張惠蒙游南華之事，當作於同時，即紹聖二年六月十一日。其中第十一札乃蘇軾交付惠蒙去南華的介紹信；第十札既稱“再啓”，可知爲第十一札之附簡。

　　蘇軾應南華辯長老之請爲書柳宗元《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蘇軾認爲“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稱柳碑“妙絶古今”。其在書柳碑時並不盲從前人，發現碑文與唐史有所出入，經考證特作《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以記其事，札中言“乃作小記”即指此。蘇軾所寫柳碑，在崇寧中毁去。“聰師”指錢塘僧思聰，與蘇軾相善，蘇軾曾作《送聖壽聰長老偈並叙》和《送錢塘思聰歸孤山叙》。

　　十二、“近日營一居止，苟完而已。蓋不欲久留占行衙，法不得久居民間，又無可僦賃，故須至作此。久忝侍從，囊中薄有餘貲，深恐書生薄福難蓄此物，到此已來，收葬暴骨，助修兩橋，施藥造屋，務散此物以消塵障，今則索然僅存，朝墓漸覺此身較安矣。不喻恐傳者之過，材料工錢皆分外供給，無毫髮干擾官私者．知之免憂。此言非道友相愛，誰肯出此?感服之致。歲盡，會合何日，臨紙悵惘。” 

　　蘇軾曾資助修建惠州西湖蘇堤上的西新橋和横跨西支江的東新橋，兩橋於紹聖三年六月間建好時，蘇軾有詩賀成。其詩自注雲：“餘嘗助施犀帶，子由之婦史（氏）頃入内，得賜黄金錢數千助施。”又惠州太守詹範因見兵荒之後野多暴骨，遂取而掩之，聚以爲冢，蘇軾積極參與其事，並作《惠州祭枯骨文》以祭之。又作《瘞枯骨銘》曰：“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暴骨於是。”是以知爲紹聖二年事。蘇軾白鶴峰新居成於紹聖三年冬，札中亦言“歲盡”，可見當作於紹聖三年底。

　　十三、“專人遠來，獲手教累幅，具審法履佳勝，感慰兼集。又蒙遠致筠州書信，流落羈寓，每煩净衆，愧佩深矣。承惠及罌粟、成鼓等。益荷厚意。銀銘模刻甚精。軾此凡百如宜，不煩念及。未由瞻謁，懷想不已。熱甚，惟萬萬爲衆自愛。”

　　蘇軾痔疾始作於紹聖二年五六月間，紹聖三年正月方漸好轉，有其作於紹聖三年一月的與程之才（正輔）第十七簡“痔疾亦漸去矣”爲证。辯長老贈以罌粟，當作止痛之藥用。又札中之“銀銘”即《卓錫泉銘》，古時“泉”與“錢”、“銀”通。蘇軾在此不言泉銘而代稱“銀銘”，一來爲避其父蘇洵名號之諱（蘇洵曾自號“老泉”）；二來出於蘇軾恢諧性惰。文人多以雅代俗，獨蘇軾於此却以俗代雅。據札中可知其時《卓錫泉銘》已被刻於碑上。按泉銘作於紹聖二年七八月間，則刻碑或在稍後，但不應晚於九月，否則札中亦不會有“熱甚”之謂。

　　在蘇軾寄呈南華寺重辯長老的十三札中，作於紹聖二年的有九札，紹聖三年的有四札。他們書信的中斷不外乎兩個原因，一是後來蘇軾再度被貶至海南島儋縣，二是此後不久重辯長老亦已圓寂。毫無疑問，陰陽之隔才是他們中斷聯繫的重要原因。

　　

　　（原載《廣東文物》2004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