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目分類 出版社分類



更詳細的組合查詢
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 >> 文章内容

蘇軾曲江事迹考略



  吴孝斌(吴孝斌,曲江縣博物館。)

  【中文摘要】本文就蘇軾兩次經過曲江之事迹作一考證,一來可補正曆史之缺,二來可正傳言之訛。

  Abstract:This article made a textual research on Sushis two visits to Qujiang, in order to complete the history as well as to correct the rumors. 

  北宋哲宗紹聖元年(1094),主張變法的所謂新黨重新上臺,新黨人物章悖、安燾等出任宰執大臣。他們抛棄了王安石新法的革新精神和具體政策,把打擊“元祐黨人”作爲主要目標。當時在朝任職的高級官吏30多人被貶到嶺南等邊遠地區,蘇軾以“語涉譏訕”、“譏斥先朝”罪被貶惠州,從而開始其7年頗具傳奇色彩却又倍嘗艱辛的嶺南生活。

  有關蘇軾的研究論著和文章層出不窮,其中較具影響的有《蘇軾評傳》(曾棗莊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東坡研究論叢》(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蘇軾係年考略》(吴雪濤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9)、《蘇軾年譜》(中華書局1998)等。然大多數論著對蘇軾嶺南生活論述過簡,有的甚至對蘇軾在曲江的經歷只字未提,這是極不客觀的。翻讀《蘇軾文集》,其中不乏爲曲江(主要是爲南華寺)而作的詩文題記,如《卓錫泉銘並序》、《蘇程庵銘並序》、《韶州月華寺題樑》、《九成臺銘》、《與南華長老十三札》等,足以證明蘇軾當年在曲江並不僅僅是一位匆匆過客。有感於此,筆者認爲有必要就蘇軾兩次經過曲江之事迹作一考證,一來可補正史之缺,二來可正傳言之訛。

  有關蘇軾第一次經過曲江的時間,《曹溪通誌》卷五和寺内現存明代餘大成《蘇程庵碑記銘並序》一碑均載“宋端明學士蘇公軾,紹聖元年甲戌八月過南華”。受其影響,曲江縣誌辦吕良棣《蘇東坡與南華寺》和楊志堅《蘇東坡三朝南華寺》等文章均持此論。其實這是不確的。蘇軾度嶺前曾作《南康望湖亭》一詩:

   

  “八月渡長湖,蕭條萬象疏。

  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

  許國心猶在,康(即匡,避宋高祖名諱)時術已虚。

  岷峨家萬裏,投老得歸無?”

   
長湖即鄱陽湖;這裏的南康乃指北宋時的南康軍,宋太平興國七年(982)分洪、江等州置,治所在今江西星子縣,地處鄱陽湖北,而非指南康郡或南康縣(今江西南康)。疑餘大成誤南康爲郡縣名,故得出蘇軾八月過南華之論。星子縣距曲江千餘裏,以宋時一般商旅速度,是不可能當月即達曲江的。且據蘇軾《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一詩,知其到惠在十月二日。以曲江距惠州350公里計,當不用一個多月,所以蘇軾到曲江的時間應爲九月而非八月。如據《蘇軾年譜》(中華書局1998)卷三十三載:

   

  (八月)“二十三日,與王嵓翁同謁(虔州)祥符宫乞簽。”

   
虔州治所在今贛州市,距曲江約200公里,約十天左右路程,因而可略推知蘇軾初至曲江約爲九月初。

  蘇軾由大庾嶺路到廣東境内。至曲江境北之韶石時已是黄昏,遂投宿今曲江縣周田鎮麻坑東北的建封寺,該寺正值上京古道上。次曉登山中盡善亭眺望韶石風光,並題詩三首。其一爲:

  

   “蜀人文賦楚人辭,堯在崇山舜九嶷。

  聖主若非直得道,南來萬裏亦何爲?”

   
韶石乃因傳説舜帝南巡至此,登山奏韶樂而得名,蘇軾此詩乃感懷身世而作。蘇軾沿湞水至北江,在今曲江烏石鎮蒙浬上岸,遊覽岸邊月華寺。值寺遭火灾重建,應僧之請爲題樑,並有詩。蘇軾題樑曰:

   

  “上祝天子萬年,永作神主。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宫,皆爲净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

   
蘇軾登岸蒙浬,主要目的欲進南華瞻仰祖師,其動機或出於蘇軾表弟程德孺的影響或介紹。程德孺元祐五年(1090)間曾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當時韶州乃提刑駐地,程德孺因此與南華寺關係密切。寺内有程公庵,爲其入寺修行之所。因了這層關係,蘇軾在南華寺受到熱情招待,與主持重辯長老“語終日”,當下住在程公庵。蘇軾作《蘇程庵銘並序》:

   

  “程公庵,南華長老辯公爲我表弟程德孺作也。吾南遷過之,更名曰蘇程,且銘之曰:

  

  辯作庵,寶林南。

  程取之,不爲貪。

  蘇後到,住者三。

  蘇即住,程則去。

  一彈指,三世具。

  如我説,無是處。

  百千燈,同一光。

  一塵中,兩道場。

  齊説法,不相妨。

  本無通,安有礙。

  程不去,蘇亦在。

  各遍滿,無雜壞。”

   
對庵銘中“住者三”句,向來認爲即指蘇東破、程德孺、程正輔三人。非是。按程正輔(程德孺兄,蘇軾姐夫)爲廣東提刑巡視廣州乃紹聖二年初事,且蘇軾與程正輔盡棄前嫌亦是紹聖二年三月事(蘇軾姐嫁至程家後,不久因受虐而死,兩家遂結恨)。故此時“住者三”不可能指程正輔,而應爲蘇軾、蘇過和朝雲三人。因爲蘇軾在南遷途中,將家小安置於陽羡(今江蘇宜興),而獨與幼子蘇過和侍妾朝雲南下惠州貶所。

  蘇軾在《書南華長老辯師逸事》中自叙:

   

  “餘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

   
可見兩人相見即非常投緣。從蘇軾紹聖二年初至紹聖四年三月底寫給辯長老的十三札,可見兩人關係頗深,相互間常互爲贈物致意。作爲戴罪官員,蘇軾居惠州時與其弟蘇轍(此時居筠州,今江西高安)及家人的通信極爲不便,多由南華辯長老派專人不遠千裏爲其轉送信件。爲此蘇軾深表感激:

   

  “异鄉隔絶,得聞近耗,皆法慈垂恤,知幸知幸。”

   
這期間蘇軾先後爲南華寺作有《蘇程庵銘並序》、《卓錫泉銘並序》、《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等碑銘題記,並應辯長老之請重書柳宗元《曹溪第六祖賜謚大鑒禪師碑》。蘇軾與南華寺的書信往來,大概維持至紹聖四年四月渡海前。不久重辯長老圓寂(約元符元年(1098)底)。

  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趙煦病死。因無子,由其弟端王趙佶即位。二月,蘇軾以徽宗登極恩移廉州安置;三月二十一日,又以生皇子恩,詔受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六月二十日,蘇軾離開居住3年多的儋州開始渡海北還中原,經徐聞、雷州、高州、廉州、梧州,於九月底至廣州;再由廣州溯北江而上,途經清遠、英州(今英德)、韶州等,從而再次踏入曲江境内。

  據蘇軾《書羅漢頌後》及《游廣陵寺題名》上面所題年月日,可知他過清遠境時,分别於元符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和十五日游上述二寺。照此推算,蘇軾至英州時約爲十一月底。蘇軾在英州期間,得旨復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離開英州時已爲十二月。

  蘇軾尚未離英時,韶州同知李公寅、馮祖仁、南華長老已分别自曲江遣專人來迎。蘇軾俱有答簡。馮祖仁紹聖年間曾任河源令,蘇軾居惠時便有往來,此時已罷河源令而居曲江。蘇軾與南華明長老簡曰:

   

  “軾啓:衰病後過南華,深欲一别祖師,因見仁者。遽辱專使惠手書,何慰如之,即日履此。薄寒,法體佳勝。旦夕離英,但江路頗寸進;不即會見,企望之極,惟萬萬爲衆自重不宣。”

   
有人將信中“因見仁者”作“因而見到仁者”解,進而斷定蘇軾寫此信時已見過明長老,從而得出蘇軾前後共三進南華之結論。如吕良棣《蘇東坡與南華寺》、楊志堅《蘇東坡三朝南華寺》等均持此説。其實,在古漢語中,“因”字本没有作“因而”解的實例,不同於現代漢語習慣。“因”多作“依靠、憑藉、趁着、沿襲、原因、由於”等解釋。可見“因見仁者”在此應爲“趁着見見仁者您”(即尚未謀面)解,唯如此,方與後面“遽辱專使惠手書,何慰如之”、“不即會見,企望之極”這些意外和客套用語在語意上保持一致。

  蘇軾在英州接南華明長老信,才知好友蘇堅已在南華相待,遂作《寄蘇伯固》詩先贈。其序曰:

   

  “……昨日又夢伯固手執乳香嬰(罌)兒示餘,覺而思之,蓋南華賜物也,豈復與伯固相見於此耶?今得來書,知伯固已在南華相待數日矣。感嘆不已,故先寄此詩……。”

   
將至曲江時,曲江令陳縝(公密)專使來迎。蘇軾在曲江蒙浬上岸後,先與馮祖仁同扺韶州,受到韶州人士的盛情相待,來訪贈物者駱驛不絶。蘇軾莅韶數日後,方得與李公寅同游曹溪。千年古寺,故地重游,蘇軾心中自是一番感慨。在寺内,蘇軾見到友人蘇堅(伯固),並初晤住持明長老。全家瞻禮六祖真身塔,當晚與蘇堅於寺内談妙齋設榻長談。對二進南華,蘇軾在《次韵韶倅李通直》後自注:

   

  與公寅“同游南華,宿山水間數日”;

   
他後來在與南華明長老第二簡中亦言及“清游累日”,可見在寺内是停留了一段時間的。其間除了作有《南華寺六祖塔功德疏》、《談妙齋銘》外,還應明長老之請作《書南華長老辯師逸事》紀念故人辯長老;後來在離開曲江前夕即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春節,又作《南華長老題名記》。至此,蘇軾前後爲南華寺所作的碑銘題記,已有十數篇之衆,正如其所言:

   

  “結緣祖師不淺矣。”

   
據蘇軾《書馮祖仁父詩後》和《書南華長老辯師逸事》後所題“無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判斷,其至曲江的確切時間當爲十二月十九日之前數日。

  蘇軾離開南華後,又在韶城逗留了一段時間,與當地土人過從甚密,韶守狄成、同知李公寅、曲江令陳縝等地方官員均有設宴款待。十二月十九日,蘇軾的65歲生日極可能便是在馮祖仁居所度過,故得爲書《馮祖仁父詩後》及《題馮通直(祖仁)明月湖詩後》。在此前後,蘇軾亦爲陳縝祖父隱居先生書作跋(《跋陳隱居書》),爲陳縝收藏的子石硯(端硯中珍品)作《陳公密子石硯銘並引》。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春節,蘇軾離韶,蘇堅因兒子有病,仍留南華。韶守狄咸爲餞行於城北九成臺,酒席間蘇軾作《九成臺銘》。當日,蘇軾還爲太常博士周秉之孫、韶人周超就其祖獲賜御書作頌(《英宗皇帝御書頌並序》),爲南華寺補作《南華長老題名記》。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三日,蘇軾至南雄州;五日至南安(今江西大餘)。正如宋人施宿《東坡先生年譜》載:

   

  “正月,先生自韶至南雄,度嶺,經行南安……”

   
有認爲蘇軾離韶在元符三年十二月下旬(孔凡禮撰《蘇軾年譜》中華書局1998),恐未確。

  縱觀蘇軾後半生,尤其南貶嶺南7年間,可謂歷盡坎坷。正如其《南華寺六祖塔功德疏》所言:

   

  “伏以竄流嶺海,前後七年。契閉生死,喪亡九口。以前世罪業,應墮惡道。故一生憂患,常倍他人。”

   
然蘇軾畢竟是蘇軾,並未因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上的困頓而對人生萬念俱滅。從釋道中獲取達觀與超脱,便是他戰勝困境的精神法寶。有關這點,可從蘇軾《南康望湖亭》(見前)和《十月二日初到惠州》這兩首詩中見一端睨。蘇軾後一詩寫道:

   

  “仿佛曾游豈夢中,欣然鷄犬識新豐。吏民驚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蘇武豈知還漠北,管寧自欲老遼東。嶺南萬户皆春色,會有幽人客寓公。”

   
此時蘇軾内心已發生巨大變化,佛老思想日佔上風,不似前那般對遭貶懷抑鬱不平之心,其心情已由憤懣激烈轉趨淡泊寧静,隨遇而安。這期間變化,或與南華之游有關。相似地,宋代僧人釋曉瑩《羅湖野録》卷三亦有提及:

  “東坡居士有嶺外之行,舟次金陵,阻風江滸。(慧泉禪師)既迎其至,從容語道。”臨行時“泉復説偈送行曰:‘脚下曹溪去路通,登堂無復問幡風。好將鐘阜臨歧句,説似當年踏碓翁’。”

  可能,正是由這一刻起,便已注定了蘇軾與南華的這段緣份。

  

  (原載《廣東文物》2002年2期)
最佳瀏覽模式:1024x768或800x600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