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孝斌（吴孝斌，曲江縣博物館。）

　　【中文摘要】本文通過餘靖在鄉居時所寫的部分詩文，分析餘靖的禪學思想及與南華寺僧的交往，從中見到宋代禪宗的概貌和士大夫的精神狀態。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es Yujings thought on the Zen sect and his contacts with Nanhua Monastery through the verses written by Yujing in the country. The verses present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Zen sect in Song Dynasty and the spiritual status of ancient scholar-officials. 

　　

　　北宋著名政治家餘靖在多年繁冗的政治生涯之餘，亦喜以詩文自勵自娱、陶冶性情；尤其在他因遭姦人讒毁而歸隱曲江的政治失意之時，更是寄情山水，廣交僧友，遍覽粤北的名山古刹，從而留下大量的詩文題記。據周源的《武溪集序》：“（餘靖）奪官屏居曲江凡六年，游山水，益之肆於文學。今集中詩，多此六年之作。”從《武溪集》中，不難發現佛教禪宗對餘靖的影響：集中所收録的寺院題記有25篇之多，反映與宗教人士來往的詩作亦有28首，占其詩歌總數的1／5强。這些反映寺院僧侣内容的詩文，爲後人留下有關北宋時期各地尤其是粤北地區寺院的沿革及宗教習俗的真實記録，極具史料價值；同時，這些詩文也反映出佛教禪宗對餘靖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影響正日漸深遠。餘靖這種趨佛思想的産生與膨脹，除與其輕視功利、淡泊人生的天性分不開，更具體地與他當時政治上的失意和父母喪亡所帶來的困頓悲慼心情有關。認識到這一點，對全面客觀地認識和評價餘靖無疑具有一定的指道意義。

　　景祐三年二月，餘靖以校三史之功而擢昇集賢校理，開始在政治上嶄露頭角。然好景不長，三個月後因直言犯諫而被出貶爲監筠州酒税，後徙監泰州税。寶元二年（1039）六月徙知英州，未及赴任即因母喪而逥曲江守孝三年。

　　仕途上的挫折和喪母之痛，使餘靖長期的積極進取思想大受打擊，追逐功名心漸趨平淡。他試圖通過寄情山水、交結僧友來達到超脱塵俗和解除精神上苦悶的目的，因而他在曲江守制的三年間遍覽了韶州附近的大小寺院，並與一些寺僧往來密切。

　　北宋是粤北佛教發展的一個興盛時期，正如餘靖《韶州善化院記》載：“韶州生齒登黄籍者三萬一千户，削髮隸祠曹者三千七百名，建刹爲精舍者四百餘區。”而當時最具影響和地位的佛寺便是座落於曲江曹溪河畔的南華寺。南華寺初建於南朝梁武帝天監元年（502）。唐高宗儀風二年（677）禪宗六祖惠能在此大倡頓教，弟子遍及天下，南華寺一時聲名鵲起，被譽爲“祖庭”，向有“嶺南禪林之冠”譽稱。宋初南華寺半毁於戰火，太祖皇帝開寶元年（968）有制興復，賜名“南華禪寺”，並沿用至今；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976）遣郎中李頌、司徒張公重建師塔七層，加謚六祖‘大鑒真空禪師’，御筆書額‘太平興國之塔’”；“真宗天禧四年（1020），帝同莊獻皇太后遣使曹溪，迎至信衣禁闈瞻禮，仍賜普遂爲智度禪師，兼賜藏經供器”；“仁宗皇帝天聖十年（1032）具安輿迎師真身及衣鉢人大内供養，後遣使敕送曹溪”（《曹溪通誌》卷三之王臣外護第七）。可見當時由於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諸朝對南華寺的優禮，大大提高和鞏固了南華寺在佛教界的影響和地位。粤北的佛教正是伴隨着南華寺的興盛而發展起來的。

　　餘靖祖居曲江縣拔萃坊（今韶關市餘相巷），與南華寺相距不過三四十裏。餘靖丁母優居曲江時，與南華寺過往甚密，據《韶州府志》、《曲江縣誌》、《曹溪通誌》和《武溪集》載，餘靖在康定至皇祐年間，曾應南華寺之請寫有《韶州曹溪寶林禪寺重修法堂記》和《韶州南華寺慈濟大師壽塔記》，其有關南華寺的詩作有《同李秘校、譚員外、月華長老謁慈濟禪師，會宿寶林道場》。另餘靖《同黄宰游寶林精舍書祐長老壁》一詩雖被《韶州府志》、《曲江縣誌》和《曹溪通誌》收録爲游南華寺時所作，然據現代學者黄志輝、易行廣先生考證，此詩應爲餘靖游樂昌寶林禪院時所作。

　　慶曆元年（1041）冬，餘靖與好友王子元、新科進士李纮、韶州學正譚防、羅浮達二禪師等出遊。他們先後遊覽了韶城東南60裏的大峒山和月華山，最後又會同月華長老琳師前往南華寺拜會慈濟大師，據餘靖《韶州南華寺慈濟大師壽塔記》載：慈濟大師法名寶緣，陝西漢中人，爲雲門之嫡。原栖居南岳雲臺寺，後應南華寺普遂長老（智度禪師）之請來到南華寺，時任南華寺住持。餘靖此前應已熟識慈濟大師。此次南華之游，衆人登臨攬勝，談禪品茗，甚是歡洽相得。餘靖乘興寫下《同李秘校、譚員外、月華長老謁慈濟禪師，會宿寶林道場》一詩：“祖堂留勝迹，再宿此登臨。雲月自明暗，山川無古今。谷聲猿嘯遠，泉脈虎跑深。共到忘言處，休論佛與心。”南華寺後百米處有一眼“卓錫泉”，泉前有飛錫橋和伏虎亭。據《曹溪通誌》卷一載：“寺後林木深阻，猛虎居之，貽患遠近。住持僧首衆説法，虎皆馴伏，因建亭。”所以餘靖詩中有“泉脈虎跑深”之句。長期與佛門中人的密切交往，使餘對禪已有了一定的領悟，該詩便流露出餘靖在當時的心境及其對禪的理解。

　　恰逢此時寺内重修説法堂峻工，餘靖應慈濟大師之請，特就此事寫了一篇洋洋灑灑千餘字的《韶州曹溪寶林山南華禪寺重修法堂記》。説法堂原位於舊禪堂之後，即今靈照塔東，是寺内法師開座爲衆人開演大乘和宣講禪宗教義的莊嚴場所，屬寺内的重要建築。據《曹溪通誌》卷一，“建制規模第一”載：“説法堂，政和八年建，康定二年（慶曆元年）郡人餘靖記。”此載有誤。按宋徽宗政和八年即公元1118年，距餘靖寫重修法堂記已晚了77年。故政和八年當爲再次重修之年。餘靖在重修法堂記中詳細記載了北宋天禧四年宋真宗、莊獻皇太后對南華寺的禮遇和現任住持緣師（慈濟大師）自南岳雲臺山到南華寺“紹光正念，宣揚了義”的經過，並以濃重之筆叙述了南華寺當時大興土木重修説法堂的中興盛事。爲研究北宋時期南華寺的宗教源流和建制規模提供了重要史料。值得注意的是，餘靖在此期問曾多次流露出對寺院禪隱生活的企慕向往，如其《同黄宰游寶林精舍書祐長老壁》：“便擬構庵來結社，莫嫌頻此扣岩扃”；《題白蓮庵》：“蠟屐此同游，願結宗雷社”等。這些“結社”、“構庵”的意願反映出餘靖此時親近禪宗的心理。

　　慶曆二年三月，餘靖母喪期過後，還爲集賢校理。慶曆三年擢昇爲諫院右正言，明年以本官知制誥、史館修撰等職，並直接參與了範仲淹、歐陽修等的“慶曆新政”。慶曆三年十月至慶曆五年正月期間，餘靖又先後四次出使契丹，圓滿完成了外交使命，在政治、外交方面顯示出非凡的才能。

　　然而由於朝中保守頑固派的反對和宋仁宗的優柔寡斷，“慶曆新政”只推行了一年多便告殀折，範仲淹等推行新政的大臣先後被調鎮邊，餘靖被貶出京的命運亦不得幸免。慶曆五年夏，朝中姦佞借餘靖使遼時曾用契丹語爲遼主作蕃詩一事，彈劾餘靖失使者節，請予加罪，結果餘靖被出貶吉州。慶曆六年七月，再貶爲將作少監。餘靖見姦權當道，遂托病求得朝廷批準分司南京，“解官歸家侍奉高堂”，與好友王子元同歸曲江故里，度過了六年鄉居隱逸生活。

　　餘靖在政治上原本躊躇滿志，然轉瞬間却落得“解官侍養”的下場。他從自己禍福難卜的政治生涯中深深體會到仕途的險惡和世事的無常。他在《和王子元同歸曲江有感》一詩中寫道：“進退無機常蹭蹬，窮通知命自夷猶。相逢莫問市朝事，緑水青山是勝游。”流露出窮通知命，不問朝政，寄情山水的隱逸心態。此時餘靖已不得不“屏居嶺服”，“坐變炎凉”，把自己置於“塵外的絶區”，期望從山水和佛釋中尋求精神上的寄託。因而此時餘靖的宗教情緒愈發明顯，更加深了對禪宗清静無爲境界的向往。

　　在這期間（皇祐年間），餘靖多年的深交南華寺住持慈濟大師圓寂。餘靖無所推辭地應慈濟大師弟子惠實的請求，爲大師墓塔寫了一篇《韶州南華寺慈濟大師壽塔記》。餘靖在塔記中介紹了慈濟大師的生平大略及其中興祖堂的事迹，對其“黜空破有，不涉名相；臨鋒迅發，直示宗乘”的禪學宗旨極爲贊賞。餘靖在塔記中亦闡述了自己關於生與死的看法，認爲“愚夫以死爲諱，小乘以涅磐爲樂，皆非中道”，主張“雖性空無着，體質當有所歸”，應安時處順，既不諱死，亦不樂死，以符合禪宗不執着於生死的禪理。從這裏可以看出此時餘靖對禪宗已有更爲深刻的理解。

　　勿庸置疑，餘靖一生以積極進取、建功立業爲主流。作爲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當他在朝時直言敢諫，建策匡時，積極參與慶曆新政；出任地方官時多有政績，以造福百姓爲己任；作爲外交使者，他臨危受命，不辱使命，外交勛著，是一位廉正有爲的封建士大夫。只有當他滿腔的政治熱忱和濟世抱負爲姦佞所阻，宦途多舛，進退維谷之時，才不得不迫使自己“窮通知命”，寄情山水，大量結交僧友，以期以大自然和禪宗獲得精神上的借慰，求得解脱。這亦是那個社會時代有良知的封建士大夫在失意之時普遍追求的精神捷徑，宋代士大夫階層一向便具有與佛教僧侣相交遊的傳統，尤其是那些受貶或歸隱的官員，更是從禪理中尋求超脱。餘靖如此，其後的王安石、蘇軾等亦是如此。

　　此外，由於深受禪宗的影響，餘靖在其文學創作中，自然而然地會將一些禪宗思想體現在其詩文中，以禪入詩，詩中有禪；他的一些詩甚至達到一種物我皆忘的禪境。從這點上説，餘靖對促進宋時詩歌創作中的禪悦風氣起到了倡道的作用。

　　（原載《韶關大學學報》2000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