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鶴書（楊鶴書，中山大學人類學係。）

　　【中文摘要】這兩件重要文物發現的意義很大，它們是嶺南乃至全國漢族地區的首次發現。這兩種少數民族文字的文物被重新發現和譯讀，使這些珍貴文物“釋放”出來了，供科研和觀賞都十分有意義，其次，這些文物本身已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還有，這批文物對研究元朝的政教關係有着重要的參考價值；而且對研究當時的民族關係亦有一定的意義。證明已存在民族經濟文化相互的交流。

　　Abstract:The grand significance of the discovery of these two important relics is that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were discovered in Lingnan area or even in Han areas throughout China. The discovery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two minority scripts “releas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precious relics both in scientific researches and for appreciation. Secondly, these relics themselves are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value. Moreover, these relics are important references in the researche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religions and the political in Yuan Dynasty. They are also important in the researches on the ethic relationship at that time. They prove the existence of the inter-ethic communications in both economy and culture.

　　

　　1978年春，我在廣州市博物館工作期間，曾出差廣東曲江南華寺作文物調查。南華寺管理處的林得衆等負責同志，向我們出示了精心保藏的用少數民族文字書寫的兩件重要文物，並詢問我們是什麽文字，有無辦法譯讀。我當時看出一種是八思巴蒙古字文物［1］，另一種是藏文文物。我們當即將文物拍了照片。嗣後，我將照片寄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並建議派人來粤和我們共同考察、翻譯這些文物。民族研究所同意了這個建議，該所照那斯圖同志還寄來了八思巴蒙古字文物的元代白話文體翻譯初稿。1981年1月，民族研究所的常鳳玄同志專程來粤，學校派我和陳啓新同志陪同前往曲江南華寺，對藏文文物進行譯讀和訂誤。其後，我在教學之餘查閲了有關文獻，對這兩種文字的文物作了一些考證和研究。現將這兩件文物的譯讀過程，文物内容及其意義簡述如下：

　　五百年來未遇識者

　　南華寺珍藏的兩種少數民族文字文物，均係紙質墨書，用黄綾鑲裱。因年代久遠，紙巳變灰黄。其中八思巴蒙古字文物寬55厘米，全長385厘米，文字共58行，上鈐朱紅御寶五方。印文是“御[HZ（][XCZ6.tif][HZ）]（古“前”字）之寶”四字。藏文和漢語譯文寬41厘米，全長328厘米，上鈐朱紅色八思巴蒙古字帝師印一方，法寶印一方。

　　八思巴蒙古字文物，因上面蓋有漢字御寶，故可推知其爲聖旨；但係何時所頒，内容如何?因文物本身尾部缺損，又不見諸文獻記載，不能得知。藏文文物，據《曹溪通誌》載：元“延祐五年賜護寺免差敕”。注雲：“此敕本梵書，（明）天順間西藏有梵僧來譯之。”［2］我們看見藏文文物附有明朝天順八年五月十五日西藏僧人鎖南領占巴藏卜翻譯的漢文。明天順八年是公元1464年，從那時算起至今天已有五百一十七年。明末修的《曹溪通誌》就稱這個文件是梵書，而不説是吐蕃文或藏文，可見，自鎖南領占以後，這個文件無人再識。這個判斷，還可以清兩廣總督張之洞對八思巴蒙古字聖旨的題記作旁证。張之洞在“觀賞”過這件文物後題道：“署南韶連道林君賀洞自韶州南華寺向主僧索觀此四卷郵寄廣府見示題歲月而歸之。光緒己醜十月，無競居士張之洞記。”這段題記寫在聖旨“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即譯爲漢文文言：“上天眷命皇帝詔日……”的前面。而且這個題記並没有説明它是什麽文字，有何價值。可見當年張之洞也不知道這是八思巴字。爾後，民國初的李根源將軍等觀賞者也跟着把圖章蓋在這張聖旨的前頭，而未作説明。

　　再者，由於不識這種文字，所以後人在重新裱制時，把它們都裁裱錯了。

　　如八思巴蒙古字的聖旨，現被誤裱成寬55厘米，長385厘米，共58行的整幅。但從譯讀中發現，八思巴字的聖旨應是兩份，而不是一份。第一份是從左起首行開始至第30行；第二份應從第3l行至第58行。即從第30行至第31行間誤接了。這從兩份聖旨的筆迹粗細、墨色濃淡，行距疏密亦可見其續接之誤。而且第二份聖旨也被拼接錯了，即第31行至第41行爲一段，第42行至第58行爲另一段，應將第31行至41行這段接於第58行末尾才能通讀。裝裱時由於不識八思巴字，所以拼接錯了，且將兩個聖旨誤裱爲一（見照片1）。

　　藏文文物是帝師公哥羅竹堅參巴藏卜的法旨，現裱成寬41厘米，長212厘米的横幅。此件文字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古藏文的長脚字榜書（官方文件的書寫體），現爲41×104厘米；第二部分是鎖南領佔用藏文引書的抄文，爲41×90厘米，藏文題記共三行爲41×18厘米；最後一部分是漢文譯文。其中榜書部分在裱制時被完全裁裱錯了。藏文榜書是從左至右横書的，該法旨應從上到下共十二行的。即右邊六行在上，左邊六行在下的，而現在看到的是上下中間斷開和被誤横裱了，這樣竪幅便成了横幅，且前後倒置，無法通讀了（照片2）。

　　從上述情况可見，這兩件文物，自明天順八年鎖南領占譯出一件以外，五百年來在嶺南未遇識者，而解放三十年來亦未被重視和研究，直至這次才將它們的面目初步弄清。

　　兩種文字文物的内容

　　一、關於八思巴蒙古字的聖旨

　　上面説過，八思巴蒙古字的聖旨有兩個。現在，我將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照那斯圖同志所譯的元代漢語白話文體初稿［3］鈔録如下。

　　

　　元仁宗普顔篤皇帝聖旨之一［4］

　　長生天（的氣）力裏

　　大福蔭護助裏［5］

　　皇帝聖旨　俺的

　　軍官每［6］根底［7］，軍人每根底，管城子的達魯花赤［8］官員每根底，來往的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

　　成吉思汗

　　窩闊臺皇帝

　　薛禪皇帝［9］

　　完澤篤皇帝［10］、曲律皇帝［11］聖旨“和尚每，也裏可温每［12］，先生每，［13］不棟什麽差發［14］不着［15］告天祝延聖壽者［16］”，麽道有來［17］。如今依照在先聖旨體例裏，  “不揀什麽差發不着，告天祝延聖壽者”麽道，廣東道韶州路六祖大鑒真空普覺圓明廣照禪師［18］在世有來修建曹溪（寶）林山南華禪寺所屬□□□勉（?）普戒院、廣州路棗樹鄉南華戒院［19］、杭州路南華禪寺，這每［20］寺院有的福心弘辯慈濟德演（?）長老［21］，執把行的聖旨與了也。這每的寺院裏，房含裏，使臣沐安下音。鋪馬只應休要者［22］。地税、商税沐與音。但屬寺陀的水土、人口、頭匹［23］、園林，碾磨、店舍……（下缺）。

　　

　　元仁宗普顔篤皇帝聖旨之二

　　

　　長生天氣力裏

　　大福蔭護助裏

　　皇帝聖旨  俺的

　　宣慰司、廉訪司官人每根底，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管城子的達魯花赤每根底，官人

　　每根底，過往的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

　　成吉思汗

　　窩闊臺皇帝

　　薛禪皇帝

　　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的聖旨裏：“尚每、也裏可温每，先生每，不揀什麽差發休着，告天祝延聖壽者。”麽道有來。如今依照在先聖旨體例裏，  “不揀什麽差發休着，告天祝延聖壽者”麽道……路何遇祖（?）居士蓋建圓覺寺有的和尚，執把行的聖旨與了也。這每的寺院裏，房舍裏，使臣休安下者。鋪馬只應休要者。地税、商税休與者。但屬寺院的水土、園林、碾磨、店舍、解典庫［24］浴堂、船筏，休使力氣奪要者［25］這和尚（每）有聖旨麽道，没體例勾當休做着，做呵，他不怕那甚麽?［25］

　　……。

　　　
以上兩個聖旨是按照元代蒙古人講的漢話（亦稱白話）譯的。有些話，現代漢人仍覺不可完全理解，現參考有關資料，將它們譯成現代漢語如下：

　　

　　元仁宗普顔篤皇帝聖旨之一

　　　奉天

　　承運

　　皇帝聖旨

　　本聖旨對軍官們、軍人們，對管理城池的達魯花赤官員們，來往的使臣們宣諭：

　　成吉思汗

　　窩闊臺皇帝

　　薛禪皇帝

　　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的聖旨裏，曾經這樣説過：  “和尚們、基督教徒們，道士們，不管什麽差事，一概蠲免，只向天禱告祈求皇上長壽。”現在依照先前聖旨的規定，  “不管什麽差事一概蠲免，只向天禱告祈求皇上長壽”的説法。廣東道韶州路，六祖大鑒真空普覺圓明廣照禪師在世時所修建的曹溪（寶）林山南華禪寺所屬□□□勉（?）普戒院、廣州路棗樹巷南華戒院，杭州路南華禪寺，他們寺院裏的福心弘辮慈濟大師德异長老，已將聖旨交與他收執。他們的寺院、僧房，來往的使臣不要去住宿。不要他們的人馬差役。地税和商税也蠲免，舉凡屬於寺院的水土、人口、牲口、園林、磨房、店舍……

　　元仁宗普顔篤皇帝聖旨之二

　　　奉天

　　承運

　　皇帝聖旨

　　本聖旨對宣慰司、廉訪司官員們；軍官們、軍人們，管城池的達魯花赤官員們，來往的使臣們宣諭：

　　成吉思汗

　　窩闊臺皇帝

　　薛禪皇帝

　　完澤篤皇帝、曲津皇帝的聖旨裏曾經這樣説過：  “和尚們，基督教徒．道士們，不管七麽差事一概蠲免，只向天禱告祈求皇上長壽。”現在按照先前聖旨“不管什麽差事一概蠲免，只向天禱告祈求皇“長壽”的説法。……路何遇祖（?）居士所建的圓覺寺的和尚，將聖旨交他收執了。他們的寺院、僧房來往的使臣不要去住宿。不要他們人馬差役。地税、商税也蠲免。舉凡屬於寺院的水土、園林、磨房、店舍、當鋪，浴堂、船隻木筏，任何人不得依恃勢力奪取，那些和尚們也不要依恃有這些説法的聖旨，去做不合規定的事情。如果去做，他們不怕犯法麽（什麽都不怕麽）?

　　……。

　　　
以上兩份聖旨皆有頭缺尾。這裏有一個問題，即南華寺爲什麽有内容基本相同的兩份聖旨呢?從以上譯文的内容看，一份是直接賜予南華寺，由該寺住持德异和尚收執的，另一份是賜予圓覺寺的。這兩份聖旨的怍用，既是給寺廟作爲憑证，同時也知照地方官員，命令他們保護寺廟財産等等。

　　參考元仁宗延祜元年（甲寅，碑稱虎兒年，即公元1314年）陝西周至大重陽萬壽宫聖旨碑及同年河南安陽彰德善應儲祥宫聖旨碑［27］，我們推測，這兩份聖旨也可能與聖旨碑刻一樣，有八思巴字和漢字兩種文字，即八思巴字後附漢語（白話）譯文。後來，或許漢文部分損壞了；但從兩份聖旨都缺去尾部看，也有可能漢文部分連同八思巴字的尾部被人盗去了。剩下這兩份殘缺的聖旨，輾轉到了一塊留在寺裏，最後被誤裱裝而爲一了。

　　這兩份聖旨的確切年份，因失去尾部已不可知。但從文中叙其先帝號至曲律皇帝，可見是曲律皇帝之子仁宗普顔篤皇帝的聖旨。又從《元代白話碑》所集的元仁：宗聖旨碑刻看，從他即位的皇慶元年（1312年）至延祐五年（1318年）都頒有類似内容的聖旨，而以延祐年間頒佈的居多。可知這兩份聖旨，也應是延祐年間物。

　　這兩份聖旨在解放前曾送上海博物館重新裱過。上面鈐有“上海博物館復製”紅印，據此，有關單位把這些文物定爲“復製品”。經我們仔細觀察，有如下意見：第一，這兩份聖旨上共鈐有御寶印五個朱印，印文爲“御前之寶”，説明這是元皇帝頒發公文時所用的印璽。第二，聖旨上的印文是顔色鮮艷的朱紅色，且似凸起呈浮雕狀。請教廣東篆刻學專家黄文寬先生，他認爲元朝璽印是油印印出來的，不是蜜印或水印，由於北、南宋之交發明瞭印油，元時已較廣泛用油印。黄先生還説，這種印油是用特殊的配方制成的，用它印出的字凸起呈浮雕狀，可惜這種印油的配方現已失傳了。第三，文字工整流利，筆法嫻熟，不似摹仿者；且前面説過，這種文字嶺南五百年來幾無認識之人，從這個角度，也可排除摹寫的可能性。第四，紙質爲棉紙類，質地較細；由於年代久遠，聖旨之一已變灰黄，聖旨之二呈灰黑色。由於有這些理由，故我們建議請專家對這兩份聖旨重新作技術鑒定，以確定是復製品還是真品。

　　二、關於藏文帝師［28］法旨

　　現存帝師法旨，如前所述分三部分。藏文榜書上鈐有朱紅帝師印一方，10.5厘米見方，印文爲八思巴字，漢譯爲“大元帝師統領諸國僧尼中興釋教之印”，與《元史·釋老傳》的記載相同。另有帝師法寶一方，2.9厘米見方，也是朱紅色的八思巴字，但較模糊，須進一步辨認。漢文部分是由明天順八年鎖南領占巴藏下翻譯的，全文如下:

　　　

　　皇帝聖旨［29］帝師公哥羅竹堅參巴藏卜法旨

　　牧諭文武官員僧俗軍民使臣人等，廣州府南華禪寺，廣州府南華戒院住坐弘園慈濟大師第長老，敬順天道，照依比先

　　聖旨  本寺所有差役人夫吃食等項盡皆蠲免，亦不許往來諸色人等住坐，攪擾此寺。原有佃户、財物、河水、水磨、資畜等項，不許故意生事侵佔、攪擾，着他自在修行，因此賜與護敕，敢有違者，奏知

　　朝廷治罪不饒，本寺僧衆倚

　　敕勢力，不許違法。

　　大都大寺内蛇兒年正月三十日

　　大明天順八年伍月拾伍日

　　大隆善寺净覺慈濟大國師鎖南領占巴藏卜澤

　　　
這個法旨的譯文，有個地方需要商酌訂正：即“弘園慈濟大師第長老”的“第”何義，費解。《曹溪通誌》索性把“第”改爲“等”，成爲“弘園慈濟大師等長老”［30］，似乎通了，其實錯了。查《曹溪通誌》載當時南華禪寺的住持是德异和尚，他曾重新編撰《六祖法寶壇經》，並寫了《法寶壇經序》，可見德异是當時嶺南比較有名的高僧，帝師公哥羅古羅思監藏應該是知道他的，將法旨賜予他是合理的。因“德异”兩字快讀爲“第”字音，故鎖南領占誤將“德异長老”誤譯成“第長老”了。

　　這份藏文法旨的年份，寫的是藏曆“蛇兒年”，《曹溪通誌》卷第三“王臣外護第七之上”説是：“元延祐五年賜護寺免差敕”。查延祐五年（1318年）戊午是“馬年”，不是蛇年，延祐四年丁已才是蛇年，就是説這份法旨應是1317年物。

　　兩種文字文物發現的意義

　　首先，從現在掌握的材料看［31］，元代八思巴字的聖旨和藏文帝師法旨，在漢族地區只發現碑刻，而未見有原件。而這次南華寺發現的八思巴字聖旨和藏文帝師法旨原件，均屬嶺南乃至全國漢族地區的首次發現，具有重要的意義。

　　其次，這兩種少數民族文字的文物被重新發現和譯讀，使這些珍貴文物“解放”出來，供科研和群衆觀賞之用，這本身也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

　　其三，這些文物本身具有較重要的歷史科學價值。八思巴字聖旨和藏文帝師法旨，是元朝最高統治者皇帝和帝師，賜予南華寺和圓覺寺，保護其田地、財産和免除寺廟的賦税、差役的詔旨。這些文件反映了元代寺廟的經濟狀况。據文獻記載［32］，元朝的寺廟佔有大量的田産，南華寺發現的文物證明，當時的寺廟，包括南華寺，不僅佔有田地，園林、財物、磨房、牲口等資産［33］，而且佔有從事商業活動的店鋪和當鋪，以及船隻、竹筏等交通工具，擁有佃户等依附農民。舉凡這些財産都得到元統治者的保護。足見元朝的寺廟，實際上是一座大莊園。這對研究元朝嶺南的社會經濟制度，研究當時的生産關係提供了極有價值的物证。

　　其四，這批文物對研究元朝的政教關係有着重要的參考價值。據文獻記載，蒙古貴族原來是信奉薩滿教。成吉思汗時仍各教並重，他曾“令其後裔，切勿偏重任何宗教，應對各教之人待遇平等”。八思巴字聖旨中，還提及“和尚每，也裏可温每，先生每”，但後來，佛教却漸漸居於首位。“成吉思汗後人之首先偏重一種宗教者，蓋爲忽必烈也，時忽必烈業已皈依佛教”［34］。元世祖忽必烈（薛禪皇帝）立八思巴爲帝師，  “大寶法王”，讓他“統領天下釋教”，且自“帝師初立，宣政院正使而下，必以僧爲副，帥臣而下亦必僧俗並用，於是帝師授玉印，國師授金印，其宣命所至與朝庭詔敕並行”［35］。南華寺發現的帝師法旨的内容與口氣與聖旨基本一致，也證明了法旨與“朝庭詔敕並行。”據稱元朝“每帝將立，必先詣帝師受戒七次，方正大寶”。可見帝師地位之高。且從聖旨和法旨中可以看出，寺廟的高級僧侣和元朝最高統治者利益是一致的，寺廟爲皇帝“祝延聖壽”，朝庭用聖旨以法律形式來保護寺院和高級僧侣的剥削利益，雙方勾結是很緊的。元朝自世祖忽必烈統一全中國時起，看來政治上受西藏喇嘛教及其政教合一制的影響頗大，佛教的高級僧侣從中央到地方都干預着政治和經濟生活，這種情况在中國歷代中央王朝中是僅見的。

　　其五，這批文物對研究當時的民族關係亦有一定的意義。元世祖忽必烈“特命國師八思巴創制蒙古新字”，其目的是“譯寫一切文字，期以順言達事而已。”1269年下詔頒行全國，以後的詔敕，包括皇后的懿旨、太子諸王的令旨和帝師的法旨都用八思巴蒙古字書寫。爲了使漢族和其他各民族的官民人等能够瞭解其内容，“自今以後，凡有璽書頒降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36］；如行於漢族地區的，就在八思巴字的文書後面附上漢語的白話譯文。留下的元朝的白話碑刻證明瞭這點，而用兩種文字書寫在紙上，到現在已損失或損壞的一定更多，南華寺保存的聖旨可能就屬於這一類。元朝蒙古貴族要創制蒙古新字的初衷，固屬是“以便通過這種文字工具更直接地有效地掌握政權鞏固地位，以便統治懞漢各族人民。”［37］但八思巴字的推行，尤其是蒙、漢兩族文字共同使用，又從另一方面促進了當時蒙、漢民族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相互交流。當時，已出現兩民族的詞彚交互使用的情况。據蘇聯學者龍果夫研究的結果：  “包括漢語八思巴文件和蒙語八思巴文件裏找到的漢字，共計七百零三個字，一共發現一千八百二十次”［38］。這説明八思巴蒙古字與漢字、漢語關係的密切。從南華寺發現的八思巴字聖旨中，蒙語中使用了漢語的店鋪、先生、大師、居士、禪寺等等詞彚。文化交流是政治經濟交流的反映，而語言文字的交流是民族間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所以元朝有民族壓迫的一面，也有民族經濟文化相互交流的一面，這點也是不容忽視的。

　　

　　注釋：

　　［1］八思巴蒙古字是元世祖忽必烈命西藏喇嘛八思巴依據藏文字母所創制的一種文字。字體方形，共有字母四十一個，字一千多個。由左至右直行書寫。據《元史·釋老傳》，八思巴蒙古字於至元六年（1269年）頒行全國。此後的公文即用這種文字書寫。元朝亡後，八思巴字隨之廢止。

　　［2］《曹溪通誌》卷第三，“王臣外護第七之上”。

　　［3］我參照蔡美彪：《元代白話碑集録》（科學出版社1954年版）第66-69頁的幾個聖旨及圖版對譯文加了注釋。

　　［4］本聖旨叙其先帝號至曲律皇帝，故知其爲曲律皇帝之子元仁宗普顔篤皇帝（名愛育黎八裏八達）的聖旨。

　　［5］“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元朝聖旨開頭兩句多作此稱呼。這是由蒙古語譯來的。據餘元置《成吉思汗傳》（第38—39頁）認爲崇拜“長生天”，相信“長生天”的保護，本是薩滿教的教義。這兩句話在漢語文言體聖旨裏多譯作“上天眷命，皇帝聖旨”，也可譯作“奉天，承運，皇帝聖旨。”

　　［6］“軍官每”，“每”即漢語的“們”。

　　［7］“根底”是蒙古語助語詞的意譯。略相當於漢語介詞的“對”、  “對於”或“給……”。

　　［8］“達魯花赤”是蒙古語的音譯，元朝官名。元制，行省以下的行政區如路，府，州，縣均設有“達魯花赤”一職。  “達魯花赤”蒙古語是鎮壓者、制裁者，蓋印者之意，轉用爲監臨官、總轄官之意。各行政單位之達魯花赤均由蒙古人擔任。

　　［9］薛禪皇帝，即元世租忽必烈。見《元史》及陶宗儀：  墳南村輟耕録》卷一“列聖授受正統”條（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9頁）。　

　　［10］完澤篤皇帝，有譯爲“完者都”、“完者篤”、“完澤秃”等等，是元成宗鐵木耳的蒙古語稱號。同上書。

　　［11］曲律皇帝，爲元武宗海山的蒙古語稱號。同上書。

　　［12］也裏可温，蒙古語音譯，意爲“有福緣的人”。也裏可温教是指元代傳入中國之基督教（聶斯脱裏派）。見（《元典章》及元代的白話碑刻等。

　　［13］先生每，即道教的道士們。“先生”一詞是蒙古語的漢語借字。

　　［14］不揀，“不論”或“不管”之意。羞發，“差役”之意。

　　［15］不着，“不必當”，“不做”之意。

　　［16］祝延聖壽，“祈求皇上長壽”之意。至元二十年峽西永壽縣吴山寺的皇太子安西王令旨裏有：“祝延皇帝聖壽，太子遷（千）秋無穹者”句可证（見《元代白話碑集録》，第31頁）。

　　［17］麽道有來，是漢語用蒙語語序來表達的説法，多用於句之末尾，是“曾經這麽説過”之意。

　　［18］六詛即佛教禪宗六世祖惠能，據《晏元獻公碑記》載，唐宋間各代帝王曾給惠能以崇高的封號，至宋神宗時累謚爲大鑒真空普覺圓明禪師。這次發現的元仁宗聖旨又加謚“廣照”二字。

　　［19］據《光孝寺志》卷一和《廣州城坊志》卷三載“廨院寺，原在城西仙羊市棗樹巷……，元至元二十九年凌江何遇祖創……至元三十一年始改今額，……明嘉靖三年，奉布、按二司帖文，歸併光孝寺”。可見“棗樹鄉”應爲“棗樹巷”，此處及下文“帝師法旨”中的“南華戒院”應是廨院寺。

　　［20］這每，即“他們”。

　　［21］德演（?）長老，應爲德异長老，與帝師法旨所述爲同一個人，詳見正文。

　　［22］鋪馬只應，鋪馬，本指驛站支差的馬匹。元代頒發過“鋪馬札子”，《元史》卷一○。一，“兵志四，站赤”條：“八年正月中書省議，鋪馬札子初用蒙古字，各處站赤，未能盡識，宜繪畫馬匹數目，復以省印覆之，庶無疑惑，……”只應，  《元代白話碑集録》所收至順二年河北易縣《易州龍興觀皇太后懿旨碑》（第78頁）作“支應”，即是支差之意。故“鋪馬只應”可作“人馬差役“解。

　　［23］頭匹，指牲畜，馬匹。

　　［24］解典庫，即當鋪。

　　［25］休使力氣者，可譯爲“勿依仗勢力”。

　　［26］不怕那甚麽，意爲“甚麽都不怕麽”？

　　［27］見蔡美彪；《元代白話碑集録》。

　　［28］帝師。立帝師始於世祖忽必烈，第一個帝師是八思巴。帝師八思巴被賜予崇高的稱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聞教宣文，鋪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禱國，如意大寶法王，一西天佛子，大元帝板的達八思巴八合失”。（（《南村輟耕録》卷十二，帝師條，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54頁。）帝師，顧名思義爲皇帝韵宗教之師：  “每帝將立，必先詣帝師受戒七次方正大寶”。（見趙翼《陔餘叢考》卷十八，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第351頁。）帝師公哥羅竹堅參巴藏卜，《元史》作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是元代第八任帝師，延祐二年（1315年）繼任，至治三年（1323年）卒。（見《元史》卷二，  “釋老傳”。）

　　［29］據常風玄同志説，此處應譯爲“奉皇帝聖旨”才正確。

　　［30］《曹溪通誌》卷第三，“王臣外護第七之上”。

　　［31］蔡美彪；《元代白話碑集録》，羅常培、蔡美彪合編：（《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資料匯編）科學出版社1959年版，等等。

　　［32］《元史》卷二○二，《釋老傳》，趙翼：《陔餘叢考》卷十八，“元時崇奉釋教之溢”條。

　　［33］據《曹溪通誌》卷一載，至明朝南華寺的田産共有18400多畝（184頃多）。

　　［34］《多桑蒙古史》卷三第一草，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95—296頁。

　　［35］趙翼《陔餘叢考》，卷十八，  “元時崇奉釋教之濫”條。

　　［36］《元史》卷二○二，《釋老傳·八思巴》引元世租詔書。

　　［37］羅常培、蔡美彪：《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第7頁。 

　　［38］［蘇］龍果夫：《八思巴字與古漢語））（唐虞譯），科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