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騰騑（曹騰騑，廣東省博物館。）

　　【中文摘要】墓誌銘詳細地記叙了張九齡一生的歷史，其中有幾處是十分重要的，一處是墓誌銘記載了張九齡卒年六十三，糾正新舊《唐書》卒年六十六之誤，其二是墓誌銘的作者爲徐安貞而並非是徐浩。

　　Abstract:This epitaph made a detailed narration of Zhang Jiulings life. Some lines of the epitaph are quite important. One of them recorded that Zhang Jiuling died at the age of 63, which correct the mistake in both new and old Book of Tang History that he died at the age of 66. Another correction is that the author of this epitaph should be Xu Anzhen rather than Xuhao. 

　　

　　1960年7月，廣東省考古工作者發掘了距韶關市區二十裏羅源洞山麓的張九齡墓，出土器物一批及墓誌銘一盒。墓誌銘文字清晰，保存完整，有唐代碑銘遺風，志蓋及誌石俱作正方形，蓋長86.5、寬83、厚18厘米，石長85，寬83、厚15厘米。蓋邊斜面環鎸獸首人身十二生肖像，每邊3個。石面罔正楷書刻志銘，共276字。兹將墓誌銘全文録下（原志銘無標點，標點是作者加的）：

　　

　　“唐故尚書右丞相、贈荆州大都督、始興公陰堂志銘並序：

　　太中大夫、守中書侍郎、集賢院學士、東海縣開國男徐安貞撰。”


　　公姓張氏，諱九齡。其先範陽人，四代祖因官居此地。公誕受正性，體於自然，五行之氣均，九德之美具，才位所底，不亦宜歟。蓋所闕者降年之數不延，蒼生之望未足耳。源以秀才。没贈都督，歷任典詔翰，居連率，自中書令而遷端右，凡十八徒焉。序乎官次，存乎事迹，列於中原之碑，備諸良史之筆矣。公之生歲六十有三，以開元廿八年五月薨，廿九年三月三日遷窆於此。韶江環浸，湞山隱起，形勝之地，靈域在焉，神其安之，用永終古。嗚呼！嗣子拯號訴罔逮，而謀遠圖，刻他山之石，志於玄室，人非谷變，知我公之墓於斯。銘曰：

　　

　　龜筮從兮宅其吉，山盤踞兮土堅實；

　　嗚呼相國君之墓，與氣運而齊畢。

　　墓誌銘包括墓誌及銘兩部分内容。我國古代，人死了以後埋葬時，在棺前石板上都要鎸刻死者的姓名、籍貫、經歷等等，叫做志；下附詩歌一類的頌揚死者的話（通常四字或七字一句）叫做銘。合起來稱爲墓誌銘。也有單有志而無銘的叫做墓誌。

　　張九齡墓誌銘正如上述釋文所説，它記述了張九齡姓名、籍貫、經歷及卒年等，爲研究其生平事迹提供實物資料。張九齡，人稱“嶺南第一人物”，是嶺南地區第一個在中央政府擔任宰相的人。《舊唐書·張九齡傳》載：“張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曾祖君政，韶州别駕，因家於始興，今爲曲江人。”墓誌銘載：“其先範陽人，四代祖因官居此地。”可知張九齡原籍範陽（今北京市），曾祖君政任韶州别駕才落籍曲江，至張九齡已經是好幾代了。墓誌銘載九齡“誕受正性，體於自然，五行之氣均，九德之美具，才位所底，不亦宜歟”。此處是作者對張九齡的氣質、品德、才華、地位極盡溢美之詞。所謂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古代稱搆成各種物質的五種元素。“九德”是九種品德。《逸周書·常訓》載九德，即忠、信、敬、剛、柔、和、固、貞、順。新舊《唐書》都把張九齡看成是神童。“幼聰敏，善屬文。”（《新唐書·張九齡傳》）年十三以書致廣州刺史王方慶，得到王的賞識。登進士第後，初任校書郎，直至任中書令及尚書右丞相。志文的作者以“源以秀才，没贈都督，歷任典詔翰，居連率，自中書令而遷端右，凡十八徒焉”，記叙死者的經歷。其中“源以秀才，没贈都督”，指的就是張九齡出身童儒，擢進士第後，始踏入仕途，死後被追贈爲荆州大都督。“歷任典詔翰，居連率，自中書令而遷端右，凡十八徒焉”。據《新唐書·張九齡傳》載張九齡任職有：校書郎，左拾遺，左補闕，司勛員外  ，中書舍人内供奉，中書舍人，太常少卿，煲州刺史，洪州都督，桂州（都督）兼嶺南按察選補使，秘書少監，集資院學士、知院事，工部侍郎、知制誥，中書侍郎，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書令，尚書右丞相，荆州長史等。《舊唐書》記載張九齡的任職是：校書郎，右拾遺，司勛員外郎，中書舍人，太常少卿，冀州刺史，洪州都督，桂州都督，嶺南按察使，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副知院事，中書侍郎，申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書令，尚書右丞相，荆州大都督府長史等。墓誌銘僅寫至尚書右丞相，而没有寫荆州大都督府長史。新舊《唐書》比墓誌銘多此一任職變動。而新舊《唐書》有關張九齡任職對比亦有差异。《新唐書》比《舊唐書》多了左補闕及工部侍郎、知制誥，其它基本相同。至於張九齡是否曾任工部侍郎一職，《舊唐書·張説傳》解决了這個問題。《張説傳》説到討論張説的父親陟的謚號時載：“太常謚議日“文貞’，左司郎中陽伯成駁議，以爲不稱，工部侍郎張九齡立議，請依太常爲定，紛綸末决。玄宗爲説自製神道碑文，御筆賜謚日文貞，由是方定。”可見張九齡確曾任工部侍郎。

　　張九齡墓誌銘的作者用上述六句話概括了其生平經歷，雖然没有指出十八次任職的變動，但大致上總不會跳出新舊《唐書》開列出來的職務。考張九齡自入仕途後，投身宰相張説之門，一直受到張説的重用和舉薦，諸如擔任翰林待詔、集賢院學士、知院事，爲皇帝擬詔書，成爲皇帝的文學顧問。《舊唐書·嚴挺之傳》載：  “九齡以詞學進，入視草翰林”。“歷任典詔翰”，指的就是擔任皇帝文學顧問的工作。  “連率”，即“連帥”。古代諸侯小國之長曰連帥。《禮·王制》：“十國以爲連，連有帥。”漢時以連帥爲太守之稱，亦作“連率”。《後漢書·馬援傳》，“援兄員時爲增山連率。”注：“連率，太守也。”率即帥字，後世又稱按察使爲連帥。張九齡在張説一度被御史中丞參奏失勢後，改太常少卿，出任冀州刺史、洪州都督、桂州都督、嶺南按察使等職，這些職務都是相當於連率一級，故稱“居連率”。居者可以解釋爲處於、處在之意。開元廿一年十二月，張九齡丁母喪末完，唐玄宗即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代自高宗以後，宰相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才是宰相，不加此銜仍不是宰相。開元廿二年，張九齡遷中書省的長官中書令兼修國史，開元廿四年遷尚書左丞相。“自中書令而遷端右”，指的就是從中書令而遷爲尚書右丞相。尚書令爲百官之長，稱端右。尚書僕射位次於令，稱端副。唐代皇朝中央采用南北朝形成的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分職的制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審核，尚書省執行，三省長官同爲宰相，共議國政。因唐太宗曾任尚書令，以後此官不再授人，而以左右僕射爲宰相。因此尚書省長官亦可稱爲端右。據上述《新唐書·張九齡傳》開列官職統計，從校書郎至尚書右丞相，其中除桂州都督兼嶺南按察選補使算一職外，正巧十八徒。《舊唐書·張九齡傳》開列官職統計，從校書郎至尚書右丞相只有十六徒。新舊《唐書》宫職比較，《舊唐書》缺左補闕及工部侍郎。張九齡任工部侍郎一職，已見上述《舊唐書·張説傳》。由此觀之，《新唐書》有關張九齡官職的變動更符合實際情况。由於墓誌銘没有一條條列出來，致令我們無法對比，姑將新舊《唐書》開列的官職介紹如上，以供參考。

　　墓誌銘“序乎官次，存乎事迹，列於中原之碑，備諸良史之筆矣”。依此看，顯係中原有碑記載了張九齡的任官及生平事迹，故此墓誌銘僅用了兩百多字便概括了其籍貫、出身、任官及遷窆情况，遺憾的是我們没有看到中原之碑的實物或資料，只能留待後人考證。

　　墓誌銘載張九齡卒年六十三，糾正新舊《唐書》卒年六十八之誤。

　　張九齡於開元廿四年被唐玄宗抑去尚書右丞相，貶爲荆州大都督府長史（都督屬官，相當秘書長，從三品）。死後追贈爲荆州大都督（從二品），爵封始興公。唐代爵有九等，開國郡公，食邑二千户，正二品。開國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從二品。大都督與開國縣公品級相同，從此推測，張九齡可能是開國縣公。

　　最後談談墓誌銘的作者徐安貞其人。徐安貞，新舊《唐書》均有傳。《新唐書》載：“徐楚璧，初立制舉，三登甲科，開元時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帝屬文多令視草。終中書侍郎，東海縣子……後更名安貞”。《舊唐書》載：  “徐安貞者，信安龍丘人。尤善五言詩。嘗應制舉，一歲三擢甲科，人士稱之，開元中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每屬文及作守詔，多命安貞視草，甚承恩顧。累遷中書侍郎、天寶初卒。”據《舊唐書》職官志注，“明皇即位，張説、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珀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因此，毫無疑問，張九齡、徐安貞份屬同僚，徐對張生平事迹比較瞭解，所書墓誌銘應當可信。徐在墓誌銘中自書；“太中大夫、守中書侍郎、集賢院學士、東海縣開國男。”從其書闡釋，太中大夫爲唐代階官，從四品上，中書侍郎爲唐代職事官，正三品。階官低於職事官則在職事官上加“守”字，故稱“守中書侍郎”。反之，階官高於職事官則在職事官上加“行”字，此係貞觀年間的一種規定，例子不列舉了。徐安貞在撰墓誌銘時，自寫爵號爲“東海縣開國男”，而《新唐書》載爲東海縣子。爵位冠以開國稱號，始於貞觀十一年。唐代爵位分九等，即；王、嗣王（郡王）、國公、開國郡公、開國縣公、開國縣候、開國縣伯、開國縣子、開國縣男。據此，子爵比男爵高一等。這裏面也許有兩種情况，一種情况是徐安貞撰寫墓誌銘時爵爲開國縣男，後晋昇爲開國縣子。一種情况是墓誌銘對，《新唐書》錯了。《舊唐書》缺爵位記載。兩種情况未知孰是，姑録於此，以供後之愛此道者研究。《廣州文博通訊》1982年第1期31頁載張九齡墓誌銘爲徐浩所撰，這是弄錯了，閒話休提，有墓誌銘爲证。值得一説的是，徐安貞和徐浩不是同一人。《舊唐書》載，徐安貞已於“天寶初卒”。徐浩還於唐代宗大曆三年撰張文獻公碑，這時距天寶初已二十多年（參見温汝適曲江集考證），一個死了二十多年的人怎會爲人撰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