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厚德

　　一、問題的提出

　　去年温家寶總理在與六位大學校長和教育專家談話時説：“去年看望錢學森時，他提出現在中國没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學能够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没有自己獨特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人才。”近幾年來，大學在擴招，學生在增加，學校規模在擴大，但是如何培養更多的杰出人才，則是國人議論的中心話題。爲何學生在增多，學校規模在擴大，却偏偏培養不出杰出的大師級人才，根源在哪裏？就在於我國高教體制滯後。

　　1. 高等教育結構不合理和高教體制的“雙軌制”引發矛盾激化。從入小學接受教育到大學畢業，整個中國高等教育體制都存在問題，所有問題源於：招生靠計劃，就業在市場。在我國，大學畢業生曾被視爲“天之驕子”，但時過境遷，近幾年來大學生找工作越來越難。2006年全國大學畢業生有413萬，仍然有一半找不到工作，很多大學畢業生甚至願意接受保姆、保安或無薪實習生之類的工作。中國改革至今已跨入工業化這個階段，大量需要的是高技能工人，而我國現在的情况是，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工業化所需要的技能工人遠遠不足。盡管大學的擴招給予更多人受教育的機會，但如果培養了一大批没有用的高級人才又有何意義呢？於是，培養人才的過程演變成浪費人才的過程。中國基礎研究的很多方面領先於世界，但中國産品的附加值爲什麽遠遠趕不上其他國家？一個原因在於技能工人的缺乏。這種高級人才成批待業、技能人才嚴重缺乏的現象，揭示了我國高等教育結構不合理的嚴重性與必須解决的緊迫性。

　　2. 教育的産業化使教育費用成爲城鄉居民致貧的重要原因。調查顯示，目前，我國大學每年學費在5000元至10000元不等，比1989年增長了25倍，其漲幅是居民收入增長的10倍。按照國際通行的高校學費標準，學費一般占人均GDP的20%左右。而中國一名大學生的費用相當於中國人均GDP的80%左右，更相當於中國農民13年以上的純收入。中國是一個農業人口比例大，弱勢群體人數多，貧富差距大的國家，高等教育收費過高，就會使很多農村貧困家庭的孩子被拒之於大學校門外，造成新的貧富懸殊。如果一個社會不斷地復製不平等，就會造成社會公正與平等權利的損害，這種損害將以社會不穩定或犯罪等其他形式表現出來，從而影響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3. 高教體制面臨的其他問題。一是應試教育問題，目前我們尚未找出其他辦法來代替高考制度，但采用什麽方式進行考試録用人才，必須進行改革，統一考試制度導致部分只會死啃書本的學生進入大學。二是教育質量問題，目前大學教育質量堪憂，重視書本知識，忽視社會實踐，大學過程中所必修的“社會實習”、“社會調研”等課程像“放羊式”的讓學生自己掌握，缺乏教師指導。學生所寫的“畢業論文”基本是從網絡上下載别人的資料凑合而成的，甚至連句、連字都搞錯了也不知道。考試時，借抄别人的筆記複印下來進行復習。像學生這樣的學習態度與方法，目的是爲了一紙文憑，别的全不考慮。四、五年的大學本科教育能學到什麽？恐怕連他本人還不知道。三是財政問題，目前我國的財政對教育的投入占GDP的2—3%，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的4.2%，且財政資源分佈又不平衡，重城市、輕農村；重名牌大學、輕一般高校與職業學校。

　　二、改革的建議

　　爲了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改革開放環境，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客觀要求，筆者對高教體制改革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 轉變教育觀念。我國教育體制改革的方向或目的就是要培養和造就國家所需要的各種專門人才。曾是復旦大學校長現是唯一一位擔任英國名校校長的楊福家教授指出：“建立世界一流大學靠什麽？肯定不是靠大樓。”在世界大學排名的各項指標中，既没有校園面積或校内建築面積這類項目，也没有院係設置的“大而全”或者研究生與本科生比例之類。在這些校園裏，處處是古老陳舊的建築。像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連續7年榮登美國大學排名榜首，加州理工學院也總是在美國大學排名前五之列，但這兩校既不大，也不全，都不是綜合性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學生人數不過6700人，但培養出25位諾貝爾奬得主，他是美國火箭設計的發源地，在世界航空航天領域占主導地位，錢學森院士也是加州理工學院1939年博士畢業生。教改的目的就是要培養國家需要的各類高級人才或大師級人才。爲此，我們必須借鑒外國的先進經驗，結合中國國情，轉變教育觀念。在高校招生人才選擇中，既有全面的“通才”，也有各種各樣的 “奇才”、“專才”、“怪才”，不必求全責備。要揚長避短，過分强調全面發展的“人才”觀，是違背客觀現實的。每個人都具有不同的個性、愛好、專長。因此，我國高校體制改革必須轉變過去傳統招生制度模式，廣招各式各樣有“一技之長”、爲我所用的人才進入高校，以彌補我國對各種人才的需求。

　　2. 弱化和降低高考的重要性與比重。中國科學院院士王綬綰認爲，應試教育出不了諾貝爾奬。據統計，20世紀的100年中，諾貝爾物理學奬獲得者共159人次，近2/3的杰出人才的成就高潮發生在30歲以前。這就是説，明日的杰出科學人才非常可能産生在今日有志於科學的優秀高中學生中，非常可能産生於這批即將進入大學的年輕人。可是在諾貝爾奬100多年的歷史中，爲何在中華大地却没有出現過一次？有兩點是值得反思的：一是目前的“應試教育”和“應賽教育”，即使是一些不錯的“科學苗子”，也在這種環境的影響下，慢慢變成一個個以分數爲第一的考生，即使能够進入大學，讀碩士、博士，但平均年齡也比人家大了好多，錯過了杰出科研人才“成熟高潮”的年齡段。二是凡科研有大成就者，研究探索的動機往往都很單純。但是，在我國，時時會有一些非學術因素的加入，比如，本來是宏觀統計的參考都變成了人人“論文掛帥”的驅動力。讀大學時忙着到處發論文，成爲科研人員後，不少人丢失了對科學的忠誠和信念。

　　高考作爲選拔人才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展現了其純潔性和一種最原始的公平——分數面前人人平等，這一點受到社會的認同。但是由於高考所引發的諸多弊端，甚至出現高考作弊，高價聘“槍手”代考等現象，污染社會風氣，也極大地抑制了人的個性與特長的發揮，其根源正是在於高考作爲選拔人才的絶對化。我國歷經多年的教育改革，其實已經形成一個共識，即要把應試教育轉變爲素質教育。弱化高考在選拔高校生源時的重要性和偶然性，在確保社會公平和遵循教育發展規律的前提下，進一步降低高考的重要性和比重，應避免高考考分成爲唯一的招生手段，深刻認識高考在選拔與考察人才方面的偶然性、片面性與危害性，增加考察的全面性與科學性，建立一套既有群衆基礎又有科學創新的選拔與考察人才的評審機制。

　　3. 調整教育結構。近年來，僅有一半的大學畢業生找到工作，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現今高校的教育結構很不合理是個癥結，學非所用，大量浪費教育資源。

　　我國的産業結構調整和技術結構昇級，勢必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與此相適應的關鍵領域急需高層次專門人才。産業對於教育需求的拉動一直占主導地位；而教育也可以引導行業對人力資源的需求。根據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按照國家的産業政策來調整我國高校學科建設、專業設計和課程安排，大刀闊斧地調整我國不合理的教育結構，轉變學校教育與經濟發展需要相脱節的傾向，使教育直接面向就業市場的需要並優化機制，大力培養市場的急需人才。

　　爲此，必須確定人才開發的不同重點，既需要培養造就一批能够向世界先進科學技術水平衝擊的攻堅骨幹，又需要面向市場、企業和基層，培養大批適應生産、建設、服務、管理等一綫急需的實用型人才。在人才培養上，重點抓好“尖子”、攻堅骨幹和“一綫”實用型人才的培養，可着重解决：

　　一是高等學校應當營造有利於發揮教師和學生創新精神的良好環境。學校應建設一批既出人才、又出成果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基地，加强與企業和服務部門、管理部門的結合，廣泛實行學、産、研結合的人才培養方式，切實加强實踐教育和創新能力訓練，加快實現科研成果向企業的轉移。

　　二是大力發展高等職業教育。今後一個時期，我國我省高等教育招生的大部分將用於發展綜合性和社區性的高等職業教育。應當通過改革現有高等專科學校、職業大學和成人高校及其他途徑，大力發展高等職業教育，使職業技術教育適應我國産業結構調整的需要，適應中小企業、城鎮第三産業及農村實用性人才的需要。

　　三是實行學歷證書與職業資格證書並重的制度。

　　4. 增加財政投入。 當前我國教育落後，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投入少。改變我國教育投入不足，政府責無旁貸，當務之急是，爲瞭解决社會底層因高昂學費和就業困難的雙重壓力，作爲社會機會公平最大平臺的教育，應該有剛性的制度作保障，機會公平靠有效的制度來落實，建立教育投入的財政制度至關重要。因此，增加教育投入應有法定的規定指標與比例，比如可以考慮從財政收入中提取20%左右投入教育，在程序安排上優先普及基礎教育，再提高專業教育，争取在近期（3年内）我國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比重與世界平均水平持平，三年後，力争超過世界平均水平。

　　

　　（2007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