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厚德

　　1997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以後，我國出於對外部風險的預防性考慮，從1998年開始實施擴大内需的政策。200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便提出“擴大内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期戰略方針和基本立足點。”幾年過去了，我國内需狀况如何？據統計資料顯示，我國最終消費率（總消費與國内生産總值的比重）在1952-2000年的49年中，平均爲65%，最近10年平均爲59.5%，這比當今世界平均消費率低了近20%。2006年我國的最終消費率在51%左右，如此低下的消費率在國際上是罕見的。

　　一、制約我國擴大内需的因素

　　制約我國擴大内需既有體制性因素，也有非體制性因素。在體制性因素方面主要表現以下幾點：

　　1. 收入分配不公。改革開放以來，國内生産總值截至2006年上昇了42倍，城市人均收入增長同期只增長了34倍，農村人均收入只增長27倍。在就業人員中，80%以上低收入階層，特别是中國農民在2006年前三季，現金人均收入2762元，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3。在國民總收入中，居民收入的增長遠不及政府和企業的增長。在過去5年中，政府收入同比增長30.6%，企業利潤近年來的增長達42%。但在過去10年中，職工工資在國内生産總值中所占比重持續下降，從15%降至2006年的11%。在現實生活中，由於個人能力和公平競争而導致的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但由於行政權力參與市場化分配産生的不公平，壟斷企業超額利潤的獲得，是老百姓最不滿意的。中國多數的收入增長都集中在只占人口20%左右的高收入群體中，因此，整體消費傾向很難再提高，不解决這個問題，居民可支配收入還會偏低，從而導致消費需求不足。

　　2. 經濟增長方式不當。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財政收入高速增長，大量的財政資金投向固定資産。固定資産投資增長過快過熱，年均增速達30%以上。2006年固定資産投資規模首次突破10萬億大關，占GDP的52.7%。我國經濟增長方式是一種高投入、高消費、高排放、低效益、難循環的粗放型模式。據調查顯示，部分行業産能過剩的問題日益嚴重，比如我國的鋼鐵和電解鋁行業存在嚴重的産能過剩；鐵合金、焦碳、電石、汽車、銅冶煉等行業存在比較嚴重的産能過剩；水泥、電力、煤炭、紡織行業也有潜在産能過剩的問題。

　　經濟增長方式不同，决定政府可支配的資金投向也不同。近些年來，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在上昇。家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却明顯下降，集中表現在政府對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民生方面的開支與國家經濟實力不大相稱，出現了“國富民窮”的怪現象，家庭福利受到擠壓，削弱了居民的消費能力。

　　3. 老百姓後顧之憂與日俱增。擴大内需，就是鼓勵國民多花錢多消費，以刺激供給的增加，或消化過剩的産能。鼓勵居民要多花錢，政府應先在百姓心理上、物質上做好功課，消除百姓的後顧之憂，就是確保老百姓的口袋裏有“保命錢”，主要是社保基金，使居民的“生老病死”多個方面都得到保障。遺憾的是，近些年來社保基金的運行狀况不盡如意，養老基金空賬高達8000億元至10000億元，僅2006年就違法違規動用71.35億元“養命錢”，讓群衆安全感倍受影響，消費信心深受打擊。

　　4. 腐敗是諸多社會問題的重要因素。美國智庫卡内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發表的一篇報告指出，中國的貪污和腐敗造成的經濟損失，保守的估計占中國國内生産總值的13-16%。權錢交易，官員腐敗，吞没了廣大勞動者所應獲得的勞動成果，相應提高了産品成本，降低了勞動者的收入和生活質量，削弱了他們的需求能力，導致商品積壓，造成財富的浪費和損失。

　　5. 我國的税收高增長並没有導致對民生支出的倍增。2007年上半年全國税收收入比去年同期增收5615億元，這是前所未有的奇迹，創歷年來半年税收收入的新高，超過了2003年全年税收收入總量，增幅近30%。據中國勞動學會透露，2006年我國在崗職工平均工資達到21001元，扣除價格上漲因素，年均遞增12%。同是增長，但很明顯，税收的增幅大大超過工資的增幅。這就是説，國富了，但大衆並没有感到真正富起來。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的公共財政没有相應地傾向於民衆。倘若税收的高增長只是讓國家收入大漲，但老百姓的腰包並没有相應地鼓起來，加上物價不斷上漲，老百姓拿什麽來消費。當前我國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遇到的一個突出問題，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産品供應嚴重不足， 這是需要我們認真對待的。税收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税收的高增長通常預示着百姓的福利增多和工資增長，用税收的錢惠澤民衆，使得百姓承擔的社會公共費用逐步降低甚至取消，居民就能騰出更多的錢用於消費，這正是納税人的福音。

　　以上是制約我國擴大内需的體制性因素，還有非體制性因素的制約。比如：企業缺乏提供優質産品的創新開拓能力；一些企業未能真正地樹立起“消費者是上帝”的市場意識；假冒僞劣商品屢禁不止；産品質量差而且價格偏高；産品的性能雷同且品種單一等，都會導致無效供給過多，抑制了居民的需求。

　　二、擴大内需的取向

　　1. 要藏富於民。發展經濟的最終目的，就是讓人民能過好日子，只有讓人民真正能過好日子，才能真正促進消費。200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認爲，“要實現經濟平穩較快增長，關鍵就要努力擴大國内需求” ，“把增加居民消費特别是農民消費作爲擴大消費需求的重點，不斷拓寬消費領域和改善消費環境”。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生活質量，必須“雙管齊下”:一是打破壟斷行業高收入。早在2004年末，國家發改委就業與收入分配司發佈的《中國居民收入年度報告》就曾指出，一些壟斷性較强的企業集團依靠多年國家投入形成的雄厚基礎和壟斷優勢，將超額利潤以多種形式轉化爲工資或工資外收入。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菸草等行業職業的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實際收入差距在5-10倍之間，近年來，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如何調節收入差距？可以通過更大程度上放開市場準入。當務之急是，政府要放寬個體、微型和中小型企業的註册、市場準入和經營等管制；杜絶某些部門對創業和經營的交叉和惡意執法；讓利於民，大規模清理和禁止對個體、微型和中小型企業的收費和罰款，對創業和就業實行優惠的税收政策；還要建立切實有效的中小型企業融資體系，並提供創業和就業培訓；擴大中等收入階層人口，大規模增加就業機會，减少因失業而貧困的人口。

　　二是改革公共財政制度。公共財政是政府有效提供公共服務的經濟基礎，公共財政制度是解决社會收入分配不公的“綱”。當今的老百姓爲何捂緊錢袋子，實質上在於社會保障缺位。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的《2005年社會藍皮書》中的調查顯示，子女教育費用、養老、住房排在居民總消費的前三位；中國人民銀行2004年第4季度關於“儲蓄的目的”的調查顯示，居民消費儲蓄的目的依次是：攢教育費、養老、買房裝修。占世界人口20%的中國的人口消費額，僅占全球消費總額的3%左右，與國情很不相稱。雖然政府近些年來加大了對社會保障領域的投入，但與近年税收收入的大幅度增長與社會保障的小幅度投入，落差十分懸殊。解决問題的出路是，必須把節約政府行政開支、不斷興建的豪華高檔的政府樓堂館所的費用，更多地用於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民生工程上去，將税收收入的高增長返還爲民生的福利、工資的高增長，完善社會保障，讓城鄉百姓特别是廣大農民都切身享受到公共財政爲民謀福利的權利，提高居民生活質量，激發居民的消費欲望。

　　2. 調整投資結構。從宏觀角度看，消費總需求搆成包括：消費、投資和出口三個方面。消費、投資、出口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三大力量，長期以來國内消費增長一直遠遠落後於投資和出口增長。消費、投資、出口被人稱爲“三駕馬車”，其中“投資和出口”是“兩頭壯馬”，“消費”是一頭瘦驢，這種組合，結果將會導致經濟發展失衡。在一般情况下，消費占總需求約60%，但多年來，我國投資總是過熱、速度快、規模大，嚴重地降低了消費需求比重，遏制了我國國民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從我國的現實情况出發，宏觀調控在總體上應控制投資過熱，重點調整不合理的投資結構。

　　爲了抑制投資過熱，要嚴格執行土地規劃和計劃，控制城市房屋拆遷規模，注意運用土地供給引導和優化投資結構；適當壓縮不能增加就業的投資規模，積極鼓勵能大量轉移剩餘勞動力和增加城鎮就業的投資，通過擴大國民經濟轉移剩餘勞動力和增加城鎮就業能力來擴大消費；新上項目必須符合國家産業政策和市場準入標準，防止部分行業、地區投資過快增長。同時，還必須采取綜合措施，解决銀行信貸過快增長問題。

　　財政應更加着眼於解决經濟發展中的結構不合理的問題，進一步調整優化國債項目資金和中央預算内投資方向和使用結構，優先支持新農村建設、科教文衛、社會保障、資源節約、生態建設、環境保護和西部大開發。嚴格控制新開工項目，特别是制止新上能耗高、污染嚴重、技術落後的項目，避免盲目投資和重復建設。

　　3. 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在市場經濟的社會裏，當人們的消費需求在數量基本滿足後，對質量的要求會提昇到首位。“購買看對象，消費講質量”已日益成爲人們的消費選擇偏好。因此，改善與優化供給，必須提昇供給質量，才能滿足人們的消費需求欲望，從而激發消費傾向。因此，應盡快實現從粗放型的數量擴張的供給方式，轉變爲集約型的整體素質提高的供給方式。從供給的存量層面看，爲提高供給品質，應注意及時處理過剩産品中質量不合格的形成，注意在社會中强化質量意識，自覺提高供給質量。

　　4. 提高工人工資應對人民幣昇值的壓力。目前，我國在面臨人民幣昇值的輿論壓力下，應該怎樣處理人民幣匯率問題才更加有利於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進而激發人民的消費需求，是我們面對更爲復雜的國際國内環境應作出的選擇。從當前的情况分析，單靠人民幣昇值解决我國出口順差，調解中國與日、歐美國家貿易磨擦並非易事，也不能一厢情願。

　　事實上，商品競争力歸根到底體現爲商品的價格，而商品的價格取决於兩個因素，一是勞動生産率，二是勞動者工資，全球勞動生産率有接近的趨勢，因此，决定商品競争力的關鍵因素是勞動者的工資。在我國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條件下，目前我國出口加工企業的工人工資水平僅爲東南亞國家的1/7，我國臺灣地區的1/30，日本和歐美國家的1/40，在這種情况下，我國部分行業産品價格長期處於維持或下降的趨勢。因此，要緩解貿易順差帶來的經濟和政治上的壓力，有兩條途徑：一是人民幣昇值，使之與購買力相適應；二是工資上漲，使之符合一價定律的要求。顯然，世界輿論要求通過人民幣昇值來處理對外貿易問題。那麽，人民幣昇值要提高到多大的幅度才能更有效果呢？據目前分析，中國商品的競争力按保守假設，以5倍的差距高於日、美和歐盟各國，在這種情况下，除非人民幣匯率昇值500%（兩年來人民幣昇值7.12%）方可解决。歷史的教訓不能忘記，那就是日本在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其間日元昇值了差不多3-4倍，也正因此導致了日本經濟一直疲軟到現在。實際上，美日、歐盟等國之所以强烈地要求人民幣昇值，一個基本的原因在於他們無法也不願看到中國工人的實際工資上昇，因爲這對他們維持全世界的經濟地位是極端不利的。

　　我國基於自身利益的衡量，特别是出於和諧社會建設的需求，更應該采取漲工資的措施而不是大幅度提高人民幣的匯率，才有利於出口貿易，這是由以下的因素决定的：

　　一是人民幣昇值必然嚴重影響出口創匯企業的經營。人民幣昇值越大，企業虧損越多，甚至入不敷出而破産，工人將會失業，迫使企業出口産品轉爲内銷，商品大量積壓，價格下跌或賣不出去，引發經濟危機，加劇内需矛盾；如若提高工人工資，適當增加商品成本，不會因中國商品過度便宜而引起進口國采取反傾銷政策。這樣既增加企業商品的出口，又提高工人收入，增强購買力，一舉兩得。

　　二是人民幣昇值對高收入者有利。因爲他們不但持有大量的存款，而且對進口商品的需求傾向也很高。人民幣昇值了，他們原有的存款對進口商品購買力提高了，從而變相增加了他們的財富。相反，對低收入者階層而言，他們不但没有什麽存款，而且本身没有能力消費進口産品，人民幣昇值根本不會給他們帶來什麽好處。而工資上漲的對象是低收入的工薪階層，可以直接增加這一低收入階層的財富，增强購買力，縮小收入差距。

　　三是人民幣昇值後，進口商品更加便宜，使得高收入階層將其需求轉向這些進口商品，出口需求將不斷增加，如出國旅遊、子女出國留學等，從而將導致國内産品和國内市場的需求下降，國内産品價格由於外來競争而下降，企業收入减少，也降低了低收入階層的生活水平，削弱了他們的購買力。

　　四是人民幣昇值，企業主會以出口實際價格上漲爲藉口而在工資不提高的情况下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或提高工人的勞動强度，把一切負擔都轉移到工人身上。而工資上漲，主要的競争壓力就會直接作用在企業主身上，從而會刺激他們改善企業管理、優化資源配置，促進技術改造。

　　當然，人民幣不昇值是不符合客觀規律的，但它的昇值所帶來的經濟與政治影響要受我國宏觀經濟綜合實力的制約，不能聽任一些國家的鼓噪與施壓，如果能做到既增加工人工資，又在我國現實條件下，適當提高人民幣匯率，化解對外貿易磨擦，那將是上策；但要吸取在20世紀50-80年代日元大幅度昇值的教訓。解决問題的核心就是要維護國家的最高利益，國家龢民族的利益高於一切，這就是原則。

　　

　　（2007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