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許桂靈 司徒尚紀

　　2006年10月中共廣東省委關於貫徹《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决定》的實施意見中，提出“加强環境治理保護，促進人與自然相和諧”理念和行動準則，前者是一種手段，後者是一種目標。實際上，人與自然只有和諧共處，社會經濟發展才有保障，人類生活在良好環境中，才能保障自己延續和可持續發展。但人類經濟發展往往是以自然生態破壞爲代價的。回顧廣東歷史，特别是近20多年發展歷程，可以告訴未來，人類必須與自然和諧共處，建立彼此和諧關係，即選擇生態文化模式，才會有美好的將來。但廣東在這方面無論在認識還是實踐層面，問題尚多，不容樂觀，非常值得重視。

　　1. 兩種相反的人與自然關係觀

　　按照恩格斯關於世界由物質和運動組成的原理，人和自然界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的物質體系。一方面，人類雖然實現了從猿到人的轉變，從生物人變爲社會人，但他的生存和發展必須不停地從自然界攝取物質和能量，與自然界保持千絲萬縷的聯繫，成爲自然界的一個組成部分。另一方面，自從人類出現以後，自然界的結構、功能和運行雖然有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規律，但也不能不受人類活動的干預和影響。這恰如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所説的“在自然界中没有孤立發生的東西。事物是互相作用着的，并且在大多數情形下，正是忘記了這種多方面的運動和相互作用，阻礙我們的自然科學家去看清最簡單的事物。”[1]也就是説，人和自然界通過運動和相互作用成爲一個整體，亦即它們的統一性。然而，恩格斯又告訴我們：“人則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爲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這便是人同其他動物的最後的本質的區别，而造成這一區别的還是勞動。”[2]這就是説人類和自然界有它矛盾和對立的一面。這種既對立又統一的關係便成爲處理人與自然關係最基本的準則，也是構建人與自然和諧關係的理論依據。

　　而在我國古代思想家中，也大不乏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關係的見解。老子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説明人與自然不可分割聯繫，並受制於大自然。漢代董仲舒總結“天人合一”宇宙觀，更反映人與自然和諧、協調、統一關係，在我國思想文化史佔有重要地位，並産生深遠歷史影響。

　　但是長期以來，流行一種非常錯誤的觀點，人類都是以大自然的主人自居，征服、掠奪、佔有大自然，並以此來譜寫自己的文明史。這如恩格斯指出：“文明是一個對抗的過程，這個過程以其至今爲止的形式使土地貧瘠，使森林荒蕪，使土壤不能産生其最初的産品，並使氣候惡化”[3]。恩格斯同時指出“美索不達米亞、希臘、小亞細亞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爲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們夢想不到，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爲荒蕪不毛之地，因爲他們使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積聚和貯存水分的中心。阿爾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細心地保護的森林，他們没有預料到，這樣一來，他們把他們區域裏的高山牧畜業的基礎給摧毁了；他們更没有預料到，他們這樣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兇猛的洪水傾瀉到平原上[4]。

　　長期以來，我國流行“人定勝天”的觀念，並作爲人民實踐的指南。建國後，在我國提出的所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産”、“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等口號，實際上也是顛倒了人與自然的關係，特别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到處毁林開荒，營造梯田式的“大寨田”，它産生的嚴重後果也是衆所周知的。

　　在復雜多樣、千變萬化的大自然面前，人類的認識能力畢竟是有限的，也會使人類感到自己的渺小和無奈，於是各種錯誤的認識論隨而産生。例如孔子就説過“君子有三畏，第一畏天命。”天命在這裏也可理解爲自然規律。到了近代，最典型的就是法國的孟德斯鳩的“地理環境决定論”，認爲自然條件和自然規律對人類及個人的發展有决定性的作用，並以地理環境的好壞來解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和命運。這些觀點否定了人的主觀能動性，認識龢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走上了另一個極端，這也是不可取的。恩格斯在反對自然主義的歷史觀時説：“自然主義的歷史觀（例如，德萊柏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學家都或多或少有這種見解）是片面的，他認爲只是自然界作用於人，只是自然條件到處在决定人的歷史發展，他忘記了人也反作用於自然界，改變自然界，爲自己創造新的生存條件。”[5]恩格斯還説：“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於我們比其他一些動物都强，能够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6]。近現代科學技術的進步使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能力大大加强，不斷向生産的深度和廣度進軍，創造日益增多的物質財富，使人類的生存條件得到很大的改善。改革開放後，廣東的物質財富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即爲最生動的事例。由此反觀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論述具有多麽深刻的科學性和預見性。

　　人與自然的關係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們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這也是認識人與自然建立和諧關係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恩格斯説過：“辯證法不知道什麽絶對分明的和固定不變的界限，不知道什麽無條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學的差异互相過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適當的地方承認‘亦此亦彼’”[7]。在歷史的早期，在强大的自然界面前，人類是處在矛盾統一體的被動的、弱小的一方，主要是適應自然以求得生存和發展。以後，隨着生産力的發展，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能力的加强，人類就漸成爲大自然的主宰，成爲矛盾的主要方面，並把自己的意志强加於大自然，於是出現了以上破壞、掠奪大自然的狀况並引起嚴重的後果，説明藐視辯證法是不能不受懲罰的，這在廣東人與自然關係上也得到充分驗证。

　　2. 廣東生態環境的變遷

　　正因爲近現代人類的不合理活動，已造成人和自然關係緊張的局面，表現爲人口膨脹、資源短缺、環境污染、城市擁擠、生態失衡等，使人類和大自然的生存都受到威脅。遠古姑且勿論，主要在明清以來廣東生態環境顯著向惡化的方向發展。

　　森林面積盈縮是環境變遷一個重要標誌。據有關研究結果顯示，嶺南森林覆蓋率，大扺在2700年夏代前爲91％；清代（1700年）廣東爲54.5％，民國時期（1937年）爲10％，到1977年廣東已恢復到33.9％ [8]。這些數字綜合地反映人類活動引起以森林爲標誌生態環境歷史變遷。宋代廣東才踏上大規模開發道路，但開發地區主要是河谷平原和沿海低地，山區仍是森林王國，許多文獻都説廣東“山林翳密，多瘴毒”[9]。到明代廣東開發已成爲全國先進地區，森林消失也進入一個新時期，這類事例史不絶書。廣東從化森林，明末清初以前“二百年斧斤不入，萬曆之季有奸民戚元勛等招集异方無賴，燒炭利市，煙焰薰天，在在有之。每炭一出，沿溪接艇，不數年，數山盡赭。山木既盡，無以縮（蓄）水，流溪漸涸，田裏多荒。奸民蹈一時之小利，而貽不可救之大害”[10]。又康熙《香山縣誌》雲：“故香山自梅花以東，臺南以南，多深山大林，或窮日行，裏翠蒙矇，杳無人迹。嘉靖中，异縣豪右，糾合鄉民，無所不到，其矩木以爲材，其雜木以爲炭，獲利甚豐，趨者日衆，臺以南由漸童”。明清時期客民大量入居粤北，平原難以立足，多轉徙於山區，毁林開荒爲生。民國《潮州志·實業志》農業條雲：“韓江上遊人民，惟急功近利，是圖所有，林木每未達伐採之期，即行收取。水源失於會蓄，土質病其鬆懈，霈潦一至，泥沙隨洪流而俱來，旱魃爲灾。”同書又指出：“大埔、豐順，……居民大多依林業爲生。……其餘縣類多童山濯濯。”這種掠奪式開採，使大批珍稀動物在嶺南逐漸絶迹。明代，亞洲野象記載限於粤北西、桂南部分山區，犀牛在唐代很少見，到清代已消失，原來很普遍的鰐魚，到清代只限於海南島，孔雀在宋代仍很多，常爲人捕食，到清代只限於粤西、桂東南十萬大山、雲開大山了。

　　水體質量也直接反映人類活動與環境變遷關係。但在古代，這只是個别現象，到近現代，廣東作爲新興工業基地，各類工礦業對水質變遷才有直接影響，但這類污染還是局部，并且一般説來可以自身净化而保持良好生態系統。只到上世紀80年代以後，廣東水源污染才達到日趨嚴重程度。1980年有關部門對珠江流域主要河流作有機污染等級調查，屬四類污染的僅有珠江三角洲以廣州爲中心的部分河段；屬三類污染的有鬱江、柳江支流龍江；屬二類污染有西江下游，桂江、右江、邕江等，其他河流污染尚少，如北江、東江和南盤江、北盤江等。1985年，污染類别發生明顯變化，原屬四類的廣州附近河流上昇爲五類，珠江水已不能作爲飲用水源，不宜游泳，一些支流不見魚蝦踪影，疍民絶大部分另謀生計，多少年來盪漾在珠江河面的鹹水歌已風光不再；西江肇慶以下也上昇爲三類，南盤江大部分河段則上昇爲二類，原因是在河流沿岸建立了不少污染性工業。近年原來水質良好的東江有些支流和河段也加入嚴重污染行列，東莞石龍以下東江河段水質已從60年代的二類下降爲目前的三四類，甚至五類，重要支流淡水河在深圳龍崗區和惠陽市交界河段，水質超過五類標準。這在珠江三角洲也不是個别現象[11]。

　　到21世紀初，河流污染又上昇到一個更嚴重程度，2003年有關觀測資料顯示，在被評價廣東6481km河流中，Ⅰ－Ⅲ類水質河長爲5027km，占80％，劣於Ⅲ類水質河長爲14547km，占20％。許多水庫水質污染也令人關注，水質下降爲Ⅲ類的有楓樹壩水庫、顯崗水庫、西涌水庫、益塘水庫、合水水庫、龍頸上水庫、大水橋水庫等。劣於Ⅲ類的有鐵崗水庫、大鏡山水庫、石榴潭水庫、赤沙水庫、公平水庫、赤坎水庫等，主要爲總氮、總磷超標。水源地水質污染也不容樂觀，廣州西村、石門水廠和深圳石岩水庫水質已低於Ⅲ類，需處理後才能飲用。廣州、東莞、中山、珠海、江門等城市水質受鹹潮頂托，水質性缺水也較嚴重。此外，珠江八大口門水質也較差。據2002年對六個口門觀測結果顯示：Ⅲ類占30％，Ⅳ類占29％，Ⅴ類占38％，劣Ⅴ類占3％。枯水期劣於Ⅲ類河流占100％。2003年八大口門水質普遍爲Ⅳ類，2004年枯水期受鹹潮影響，不得不遠從貴州調水來减咸。除了自然因素，而近20多年來，在珠江口大規模圍墾灘涂，圍海建港，油輪航行，河口建閘、採沙、采石、海岸工程、海底油氣資源開採等人類活動，使珠江口岸生態環境産生很大負面影響，以致有關部門發出《大治珠江入海口》呼吁，説明環境問題已成爲制約珠三角發展的瓶頸。水質和環境變劣主要是經濟高速增長、城市化水平提高，城鎮人口密集，生産、生活廢水大量排放的結果[12]。近年，由於環境變遷而出現氣候反常，厄爾尼諾現象增加，在粤東、珠江口赤潮屢見。物種减少，特别是紅樹林、珊瑚礁被破壞、水土流失嚴重，引起河床、港口淤淺，如德慶悦城河百餘年淤高3米多，有些河床高出農田1－2米，成爲地上河[13]。東江下游近30多年普遍淤高2米；增江下游河床近260年間淤高5.2米。這都與上游盲目開墾有密切聯繫。甚至在近岸乃至淺海，也受工業污染。著名的寶安沙井蚝由於珠江口污染已失去名牌，珠江口淺海區，在生物體内檢驗出有機氯農藥、鉛等含量指標偏高。甚至連東沙、西沙群島海域水體和底質也受到不同程度污染，有1－2項要素超標。

　　盲目開採礦産資源，也造成嚴重環境污染，加劇人與自然對抗。其中以北江流域，鈾、鎢、鉛、鋅、金等有色金屬的開採和冶煉，對水體污染比較嚴重。由於盲目採礦造成的污染也史不絶書。宋代蘇頌《圖經本草》已記“春州、融州皆有砂，故其水盡赤，每烟霧鬱蒸之氣，亦赤黄色，土人謂之石朱砂氣，尤能作瘴癘，深爲人患也”。按春州在漠陽江流域，融州在今廣西融水、羅城一帶，屬柳江上游，河水因煉水銀被染成紅色。廣東曲江礦冶業就很出名，但由於採冶不得法，對周圍環境污染也很驚人。史稱曲江“岑水場在縣翁源北，源出平經，一名銅水，可浸鐵爲銅，水極腥惡，兩旁石色皆赭，不生魚鱉、禾稼之屬”[14]。近年英德山區經常有人土法提煉黄金；清遠新州鎮幾千人上山採金，一條狹長山谷，竟有200多個煉金池排放污水。含有劇毒氰化物的污水四處流淌，更隨暴雨傾斜而下，所到之處寸草不生，魚蝦絶迹，危害極大。這些都是違背自然規律、盲目利用自然資源遭到大自然報復和懲罰的典型事例，在某種意義上説這也是自然辯證法的一個勝利。

　　上述環境污染和壓力已成爲制約廣東尤其是珠三角經濟發展一個首要因素。有位西方學者在研究了文明與生態環境關係後認爲：“文明越是燦爛，它持續的時間越短。文明之所以會在孕育了這些文明的地方衰落，主要是由於人們糟蹋或者破壞了幫助人類發展文明的環境”[15]。廣東在經濟高速增長之同時，應清醒估計到保護環境的意義。在環境污染方面，無論人類還是自然界都没有贏方。

　　3. 建立人與自然和諧關係對策與措施

　　人類不合理活動産生一系列嚴重後果，促使人類對自己的行爲進行反思，在此基礎上提出人與自然關係的和諧論，在實踐上即爲可持續發展戰略。這就是既要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最大限度地運用科學技術和生産手段，從自然界攝取更多的物質和能量，生産各種物質財富，以滿足人類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又要盡最大努力，保護自然環境，維護自然界再生能力，達到人與自然關係的和諧。但在當前，在自然環境受到破壞、生態環境失調的情况下，人類應該調整自己的政策和行爲，作出讓步，讓大自然休養生息，恢復元氣，在此基礎上調節社會物質生産與自然物質生産的矛盾，保持一個地區乃至全球系統内人口增長、社會物質生産和自然物質生産的協調發展，及其良好的生態環境，以造福於子孫後代。

　　具體到廣東而言，建立人與自然和諧關係的對策和措施包括：

　　（1）生態文化模式的選擇

　　人類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在取得巨大物質財富之同時，也使自然環境受到嚴重破壞，但人類也同樣受到大自然的報復和懲罰。上述廣東生態環境所受的破壞即説明這一點。而解决人與自然矛盾模式的最佳選擇，即爲生態文化。它的主要内容包括承認人類生存和自然界生存都是同等重要，由此建立人與自然平等關係；既承認社會物質生産，也承認自然物質生産，使二者和諧、協調地發展；既承認文化價值，也承認自然價值，使二者統一起來，人類有可能在自然價值基礎上實現創造文化價行爲，即既不以損害自然價值的方式來創造文化價值，也不以减少或損害文化價值的方式來保護自然價值。近二十多年來，廣東嚴格控制人口增長和土地開發利用，大力推行植樹造林、緑化荒山，强調保護環境和維持生態平衡等一系列政策和行爲，即屬文化生態範疇，也是構建人與自然和諧關係的必要步驟。但生態文化包括很廣文化内涵，有物質層次、制度層次和精神層次的選擇，都是建立人與自然和諧關係所不可或缺的對策和措施。

　　（2）物質層面生態文化對策和措施

　　這是指變自然價值爲文化價值，實現文化價值的活動。研究顯示，自然界的物質生産是無廢料生産，即自然界不斷發生的物質和能量交换已把單個生命體排放廢料循環、轉化掉，形成整個自然界生命無限發展。而人類社會物質生産是以排放大量廢料爲特徵，這些廢料積累和擴散，其負面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人類應向大自然學習、仿傚，實現無廢料生産，實踐上建立循環經濟，實行無污染生産等，關、停、並、轉污染企業，應用生態技術，發展生態産業，應用太陽能，提倡簡檏生活，緑色消費，减少過度消費等。人類從生産廢料困境中走出之日，也是建立物質生態文化之時。

　　（3）制度層面生態文化對策和措施

　　藉助於各種制度决定人對自然界作用的性質和規模，包括政府制定有關環境保護政策、制度、法規，使環境問題進入政治結構領域，納入國家、地方發展戰略，强化環境立法和執法等。例如省市成立環保部門即屬這個層面最强有力一部分，應大力强化其功能和執法力度，向一切危害環境現象作堅决鬥争。

　　（4）精神層面生態文化對策和措施

　　包括從人統治自然的哲學過渡到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發展的哲學，亦即生態哲學。教育人們以生態學規律指道自己行爲，任何經濟活動都應限制在生態允許範圍内，不能無節制地向自然索取。從這種哲學出發，廣東不能盲目追求GDP高速增長，而是把它首先放在生態環境容量允許範圍内，並以此爲前提製定有關規劃、計劃和建設。完善科技成果的管理和使用，避免濫用，努力開發既有利於人類的福祉，又有利於自然的保護、並爲大力推廣緑色食品，像當前反對使用“蘇丹紅”、“孔雀石緑”等添加劑一樣；大力扶持、發展生態文學藝術，以此作爲保護環境、提高全民環保意識藝術形式；建立和提倡生態道德、教育社會成員樹立自然界價值和自然界權利觀念，並在實踐上保護所在地區的生命和自然界，保護自然和生命的多樣性，節約和有效地使用自然資源、禁止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的行爲，以此爲出發點，制定生態道德的具體原則和行爲規範。廣東是個盛行多種宗教省區，無論那種宗教都有尊重生命、尊重自然的教義，如佛教“不殺生”戒律，現代基督教“所有創造物一律平等”主張，伊斯蘭教和諧、信任和責任的理念等，都具有積極意義，應視爲建立人與自然和諧共處一種重要力量。

　　4. 總結

　　馬克思主義關於人和自然既對立又統一的論斷，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宇宙觀，都反映了人與自然的正確關係，是構建兩者和諧共處社會的一個根本原則。縱觀人類歷史上由於違背這個原則，任意宰割、掠奪自然而受到報復和懲罰的事例，充分顯示了自然辯證法的勝利。以此爲基礎，考察廣東歷史生態環境的變遷和後果，不難發現，這主要是人類不合理活動造成的，應吸取歷史經驗和教訓。在當前，廣東工業文明迅猛發展、壯大，但生態環境急劇惡化背景下，保護生態環境已成爲當務之急。爲此，應選擇生態文化作爲建立人與自然和諧關係的最佳模式，並在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層面上制定具體對策與措施，爲廣東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持，以達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之目的。

　　（作者單位：許桂靈，廣東行政學院現代化戰略研究所；司徒尚紀，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

　　注釋：

　　[1]恩格斯.自然辯證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57。

　　[2]恩格斯.自然辯證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58。

　　[3]恩格斯.自然辯證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11。

　　[4]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58-159。

　　[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51。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7。

　　[7]恩格斯.自然辯證法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90。

　　[8]凌大燮.我國森林資源的變遷 [A]，見《中國農史》[J]，1983年2月刊。

　　[9]宋史.卷90.地理志。

　　[10]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M]，卷98，廣東條。

　　[11]司徒尚紀.珠江傳[M].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443。

　　[12]以上參見慶勇等.統籌水資源、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A].見廣東省府發展研究中心編.廣東經濟藍皮書[C].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418－419.

　　[13]司徒尚紀.珠江傳[M].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420

　　[14]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 [M]，卷103，廣東條。

　　[15]弗·卡特、湯姆·戴爾.表土與人類文明[M].北京：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