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聞從武漢到香港城市大學求學的女博士研究生李静，將１萬元現金放進教授的信箱，欲向其索取試題及答案。教授即向廉政公署報案，該女生被捕， １萬元買來６個月刑期，很是丢人。

　　令人費解的是，香港的教授爲什麽要向廉政公署舉報，讓自己的學生遭受牢獄之灾呢？换了别人，要麽拿了，要麽還了，何必把事情搞大、毁人一生呢？對此，有人一針見血，認爲這完全是“橘生淮南則爲橘，橘生淮北則爲枳”的體制和人文環境使然。大陸人和香港人同文同種，唯一不同也是最本質的不同則是：香港的大環境和國際接軌，大陸則還深陷腐敗的環境而難以自拔。所謂“一國兩制”，我們偏偏就煎熬在潜規則盛行的污水裏難以净身上岸。

　　女博士不傻，一心讀書做不到，必然曉得“窗外事”。她懂得圈子内暢通無阻、攻無不克的潜規則。可智者一疏，偏就忘了地方。她以爲天下烏鴉一般黑，大陸可以“潜”得通，莫非到了香港就不成？可事實證明，她恰恰搞錯了地方。香港在反貪策略上一貫奉行“零容忍”，廉政公署對腐敗不依不饒，不會只説不做，抓小放大。一俟接到行賄舉報，窮追不舍，直至把疑犯送到監獄。

　　從這位香港教授來説，月薪幾萬元，爲了區區1萬元身敗名裂，在法治透明的香港社會裏還怎麽混下去呢？另外，從學者的角度，也毁了教書人的名節。當然不值得。最有諷刺意味的是，聽説這個香港教授並不是香港人。他是土生土長的大陸人，在大陸讀完大學出國留學，然後到香港城市大學任教的。這更説明，“好的制度才會産生人本身好的行爲”。

　　以下擇録幾段就此事精彩的網評：

　　“大陸人，我們認爲小的錯誤是可以容忍的，往往希望通過道德教育就可以改變人，却根本不知道法律本身的意義何在。并且，在我們的文化體系裏，這種錯誤只是小事，但是在一個廉潔的社會裏，這種事情已經是非常嚴重的犯罪和道德缺陷了”。

　　“守法成本低於違法成本，公民肯定守法。反之則多違法”。

　　“腐敗的成本太高，廉潔就會成爲社會共識；廉潔的成本太高，腐敗就會成爲社會共病”。

　　“我相信制度土壤有根本性的價值”。

　　説得太好了。 

　　

　　 (2006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