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環畫《園丁之歌》封面
因為一部戲，他告別知青生涯，四處巡迴報告，他寫作的小說在全國發行300萬冊，一時風光無限；同樣因為這部戲，他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關進監獄。
回憶起一次次戲劇性的起落，作家譚元亨說當初寫小說只為了儘快回城。
●寫小說為的是回城 1973年告別知青生涯進城當編劇
我還算幸運啦(笑)。
因為寫了那部《新教師》，在農村當了四年知青就被招工回城了。那是1973年吧，當時我很紅。
有多紅呢？四處做報告，鮮花、掌聲，被樹成典型……這些就不說了。那時對知青而言，最風光的事莫過於——回城。
我是1968年到湖南湘潭炎陵縣當知青的。我是廣東人，父母都是工程師，上世紀60年代他們從廣州到湖南支援內地工業，我們一家都遷到湖南。因為“文革”剛開始時幫老幹部寫過申訴信，知青們被敲鑼打鼓送下鄉時，我還被關在學校察看，後來被工宣隊單獨送下鄉時，戴著白花掛著黑布，很慘澹。
剛到農村那會兒，知青們的命運都一樣，所以彼此之間的關係很和諧。但從1971年招工回城開始，知青內部分化就很厲害。
那些家庭出身好的知青，或者當幹部，或者進工廠，都紛紛想辦法“跳出了農門”。而我呢，父母是知識份子，祖上又是廣州十三行的後代，在當時就是“臭老九”。招工啊、當工農兵學員這樣的好事是輪不到我的。可我不能一輩子留在農村吧，只能想別的辦法了。
說實話，我寫那部戲，也就是為了回城。
當時我已經在湖南湘潭的農村當了整整4年知青。因為以前就喜歡寫點東西，也小有名氣了，在農村的大部分時間，我以知青的身份在農村學校代課。
1971年，因為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團，“文革”風向向右轉，教師的待遇地位有所提升，學校也開始注重抓教學品質。看著政治上的變化，我萌生了創作的靈感，拿起筆創作了小說《山花爛漫》，寫了幾位新教師如何用新的教學方法指導學生，小說中也有了“這也怕，那也怕，就不怕工農子女沒文化”這樣的話。
當時想，就試一試吧，說不定能成。沒想到，還真成了(低下頭來無奈地笑了笑)。
後來《山花爛漫》裏的相關情節被改成了劇本《新教師》，內容很簡單，就是一部歌頌教師辛勤勞動的小戲。說的是兩位新教師在教育孩子的方法上發生了分歧，女主人公採用了啟發式方法解決了教學難題。因為迎合了“批林整風”的政治潮流，劇本受到組織上表揚，隨即被專業劇組改編為專業劇本。1972年底省裏調演，剛好在湘潭市匯演，還拿了個第一。
我的運氣就像跳龍門，因改編者說起我是原著者，1973年湘潭京劇團招工，我被招去當了劇團編劇。
●只風光一年 江青列出《園丁之歌》三大罪狀
在劇團裏的工作，就是跟著老編劇寫些劇本，一個月工資有30多塊，當時大學畢業的也才拿40多塊的工資呢！比起呆在農村當知青，我已經是心滿意足了。
剛才我不是說了嘛，1973年的時候，我很紅，不僅自己招工回城了，劇本被搬上舞臺四處演出，在湘潭我成了榜樣式的人物，到各個鄉鎮巡迴作報告，大家都很羡慕我。
誰知，才風光了一年多就倒楣了。
政治風向又變了！《新教師》經過一些老編劇的修改，被拍為電影《園丁之歌》推薦到北京。沒想到，江青當時就對這出戲提出了三大罪狀：教師怎麼是園丁，教師就是“臭老九”，党才是園丁。再一個，戲裏的一句臺詞“沒有文化怎能承擔革命的重擔”，老紅軍裏大字不識的多的是，你這樣說就是反對老革命；最後一條罪狀就是，你寫教師這樣對學生，就是“管卡壓”學生。
總之，按照江青的說法，歌頌老師就是歌頌“臭老九”，與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唱反調，是一部反動戲劇。
三條罪狀就足以把我打倒，當年我就被關進農場勞動改造。在當時高壓的政治環境下，我只有認命。
其實湘潭市的市委書記還是支持我的，他曾經對我說，覺得這出戲沒問題，但是上面壓下來，實在無能為力。本來我的罪名是足夠被關進監獄的，因為書記的理解，才被送去農場。可惜這位市委書記不久竟死於非命。
●毛澤東鼓掌 重拿筆桿，作品印了300萬冊
在農場過了大半年的勞改生活後，政治風向又變了。鄧小平複出了。湖南省委又傳出消息說毛澤東在長沙看了這出小戲還鼓了掌，言下之意就是：“這部戲沒什麼問題啊，不錯！”
一句話，我又幸運地被放出來了。
重新回到劇團，拿起筆桿子，我又開始激情萬丈。當年就創作了長篇小說《鼓角相聞》，都是對知青運動歌功頌德的內容，現在看來太理想主義了，但在當時卻很受歡迎。
這本小說與《分界線》、《劍河浪》等書一起，作為當年第一批的知青小說推出，在八個省陸續翻印了將近300萬冊。300萬冊啊，你說在今天，有哪本小說可以印這麼多？300萬冊的印數，在今天我可是要發大財了，不過當時出版社也給了我800塊補助，在1975年也算是一個天文數字了。
因為《鼓角相聞》，我又紅得不得了。那時隨便到哪個書店，這本書都被放在最顯眼的地方，一排排的。到哪里演講，都有讀者拿著書過來找我簽名，連我的弟弟，都沾了我的光被招工回城……當時的市委宣傳部長曾經拍著我的肩說：“譚元亨不能入黨，誰能入黨！”
●一句“小道消息” 從風光頂峰被送進監獄
好運不長。
1976年周恩來逝世。後來爆發的“四五運動”使得政治空氣驟然緊張。但我正在風光頂峰，並沒有意識到。
有一次在劇團和其他人聊天時，我無意中提到毛澤東說的一句話：“我一生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打垮了蔣介石，把他趕到一個小島去，第二件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但是支持的不多，反對的不少，我現在還沒死，不過也可以蓋棺論定了。”
當時這段話還沒有公開發表過，只是“小道消息”。劇團裏有個演員因此跑去告發我，說我散佈政治謠言。
我再次被打倒。
1976年8月28日，我被正式立案審查。一句無心話，加上那部小戲，我和湘鋼的一位老幹部與一位老職工，被劃為反革命集團，送去湘潭附近的一個防空洞隔離。專案組每天都有人找我談話，要我交代問題。
整個防空洞除了我，就是一名看管我的公安局政治部主任。這人沒什麼文化，但是整天都捧著本毛主席語錄，每天都在寫學習心得，我看見了都哭笑不得，據說後來他還評上了學習毛主席語錄積極分子。(笑)
1977年，我被關進監獄。
剛進去時，我真想自殺。覺得自己冤啊，所謂罪行都是子虛烏有的。除了心理打擊外，在裏面承受的折磨，也簡直讓人沒勇氣活下去。
湖南的冬天多冷啊！外面還下著大雪，我剛剛被毒打了一頓後，又被扒光了衣服帶到冰天雪地裏，一跪就是一整晚。
經常，只要專案組一句話，甚至一個暗示，就會有皮肉之苦。有一次，看守莫名其妙跑進牢房把我毒打一頓，那槍托砸得狠，我的腦袋腫了一圈，眼睛都睜不開。後來其他單位的人來調查我，根本連人都認不出。現在我大腿上一塊肌肉萎縮，就是那時的後遺症。
●挨批“好時光” 廁所裏撿煙頭回牢裏換飯吃
坐牢期間，我被拉去批鬥大會不下上百次。
給我戴的帽子是“現行反革命犯”，而不是“反革命分子”。你們現在不能理解吧，“犯”字在當時表示你有可能是反革命，也有可能不是，就是不置可否。而分子就是定性你一定就是反革命。而我呢，算還沒定性，稱之為“犯”。
日復一日的批鬥會，在自己的學校、在廠礦、在禮堂、在農場……那些批鬥的地方往往都是我以前作報告的地方，辛酸吧？
有一次，我被拉去新華書店的門口前批鬥，書架上還放著一排排《鼓角相聞》。因為專案組對我的調查還沒有結束，所以我的小說他們還不敢撤下。
一邊是被打成反革命，一邊反革命作家寫的書還在賣，好笑吧？
批鬥多了，也就慢慢麻木了。
站在臺上時，我已經學會不去聽他們在講些什麼了，常常走神。有次在中學開批鬥會，我站在一張乒乓球臺上，剛好看到一個小孩在台下畫畫，畫的就是我在臺上挨批的樣子。當時我就忍不出笑出聲來。臺上那些正在批我的人正講得慷慨激昂呢，突然聽到我笑，都覺得莫名其妙，他們肯定心想：“這人肯定瘋了，挨批鬥還能笑得出來。”
再後來，我還覺得挨批鬥也蠻好玩。(笑)
因為每次挨批鬥不僅可以到外面透透氣，還可以賺點飯錢。監獄裏沒煙可抽，我就可以趁在外面挨批時幫牢裏的人撿煙頭，回來跟他們換飯吃。撿煙頭收穫最豐富的一次，是在市委的招待所裏挨批，我在廁所裏面撿了一大捧煙頭，藏在衣領裏帶回去，在牢裏換了好幾天的飯吃呢。
●白坐20天牢 獲釋後提筆反思知青歷史
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政治形勢又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我雖然在牢裏，也意識到風向變了。
我想自己可能有平反的機會了，不再想著尋死，我要申訴！
有一天，我在監獄裏看報紙，剛好看到上面用黑體字引著毛澤東那段話，就是他們用來作為罪證的話。我馬上就鬧起來，我說你們看，現在報紙都登出來了，這千真萬確是毛主席說的，不是我在造謠。但是他們當時的回答蠻橫無理，“你不要鬧，這不算問題，你還有別的問題。”沒多久，他們卻作為“三種人”被揪了出來。
那時候整人就是這樣，不過我沒有放棄，開始寫申訴書。後來周揚複出，我馬上給他寫申訴書，他也發了批復，就是說譚元亨不應該因為寫作而獲罪受批。省委書記對周立波的大兒子周健明(省文聯執行主席)說湘潭關了個作家，周說作家是關不得的，快放人。
我真正獲得釋放，已經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事。
公安局正式下達的釋放命令是1979年3月26日，而我離開監獄已經是4月14日。平白無故地多坐了將近20天的牢。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單位沒人肯接我出獄。劇團說沒有將我送去監獄，是你們公安局來抓的人，劇團沒權力把我接出來。湘潭市文化局也說人不是他們抓的，他們也不肯接，而公安局也沒人接，我也不能放，最後還是市委宣傳部來人把我接走的。三家單位打太極，害我白坐20天牢。
從牢裏出來後，我陸續創作了《我的神女》、《我的聖女》和《我的倩女》三部批判反省知青運動的小說。
當時所有朋友都勸我不要再寫了。他們說：“譚元亨，你就是因為寫東西被整得身敗名裂，還寫呢！”
可是，我們這一代青年人，全國1／10的人，最好的光陰都在那場運動中度過。
那個時代是應該被記錄的，那場運動也應該被反思。
我自始至終沒想過放棄手中的筆。
■講述人•譚元亨
1948年生，廣東順德人。1987年畢業于武漢大學中文系。曾赴農村插隊務農，1973年後歷任湘潭市京劇團專業編劇，湘潭市文聯文學幹部，湘潭市作家協會副主席，湖南省作家協會專業作家，廣州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副所長，華南理工大學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曾多次應邀赴美、法、英、加拿大等國講學。1972年開始發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電影《園丁之歌》
劇情簡介：在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線的指引下，教師俞英忠誠黨的教育事業，按照毛主席關於“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的教導，她走出校門，虛心聽取工人群眾對教改的意見；她對後進同學，懷著無產階級感情，遵照毛主席歷來提倡的“啟發式”教學方法，耐心地做好陶利的思想轉變工作。在俞英身上，鮮明地體現出無產階級革命教師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陽光雨露培育新苗的優秀品質和模範行為。
《園丁之歌》，圍繞如何教育學生的問題，展開了兩條路線、兩種教育方法的激烈鬥爭，鮮明、形象地闡明了“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這一主題，熱情歌頌了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譚元亨與《園丁之歌》
1971年，譚元亨創作了小說《山花爛漫》。《山花爛漫》裏的相關情節被改成了劇本《新教師》。劇本受到表揚，1972年底省裏調演，後來還獲了獎。
1973年湘潭京劇團招工，譚元亨被招去當了劇團編劇。
《新教師》經人修改，拍成電影《園丁之歌》，被推薦到北京。江青對《園丁之歌》提出批評。
1974年譚元亨被送去農場。
在農場過了大半年的勞改生活後，湖南省委又傳出消息說毛澤東在長沙看了這出小戲還鼓了掌，言下之意就是：“這部戲沒什麼問題啊，不錯！”譚元亨重新回到劇團。
1975年譚元亨創作的長篇小說《鼓角相聞》，與《分界線》等書作為當年第一批的知青小說推出，在八個省陸續翻印了將近300萬冊。
1976年在劇團和其他人聊天時，譚元亨被誣“散佈政治謠言”，再次被打倒。
1976年8月28日，譚元亨被正式立案審查。
1977年，譚元亨被關進監獄。
1979年3月26日公安局正式下達釋放譚元亨的命令。
（來源：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