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黃樹森先生並不太熟，他的評論我讀得不多。近獲贈一套裝幀極為精美、編排也非常新穎的洋洋60多萬字的《手記·叩問——經濟文化時代猜想之子丑寅卯》的書，覺得耳目一新。這是評論家黃樹森20年文化研究的心血之作。細細讀來，感到與一般的文學評論或文化評論集的編寫格式不同，作者以手記的書寫形式，加以旁白、側批和注腳的點綴，並配有300餘幅圖片，既給人一種強烈的視覺衝擊力，又增加了一種歷史的現場感和親切感。通過這種獨特的藝術形式，作者在回望20年嶺南文化發生、發展、嬗變乃至輝煌的歷程中暢發一種理性的叩問與反思，是國內研究嶺南文化的又一部有特色的力作。
自80年代國門大開以來，伴隨著現代化的進程，經濟文化先在嶺南搶灘登陸。以後，隨著珠三角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受港臺文化的浸染，以流行文化和大眾文化為先頭的經濟文化呈燎原之勢，在嶺南這塊熱土上迅速地蔓延開來，並向全國滲透。一場真正現代性的文化大裂變在神州大地上發生了，而這場文化裂變的領頭雁，無疑是得改革開放風氣之先、在地理位置上毗鄰港澳的廣東嶺南。《手記•叩問》用大量篇幅闡述了經濟文化時代的種種特徵，作者形象地將之描繪為：經濟“盅惑”文化、時尚“調戲”高尚、科技“非禮”藝術、世俗“暴動”精英，在這場文化大裂變的電閃雷鳴中所勃發的種種文化猜想、文化論爭和文化求索，正是作者關注的焦點。《手記•叩問》在文化研究上提出了一些頗有歷史總結意味的新觀點。作者認為，當市場經濟首先在廣東等沿海地區迅速發育起來的時候，作為傳統的政治文化的有力補充，經濟文化出現了。而嶺南20年的風雨歷程，恰恰為中國和世界提供了一個形象而具體、切實而生動、深刻而複雜的中國經濟文化新形態。所以，“叩問嶺南，就是叩問中國當下新文化”。很顯然，作者是把嶺南作為研究整個中國當下新文化的一個典型文本和切入口，正是嶺南這塊熱土最早也最典範地代表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當下新文化的前進方向，這樣的文化叩問與發現，是十分有眼光的。
接著，作者將筆觸伸向嶺南文化的歷史幽深處，回顧了自近代100年來嶺南文化衍變發展的軌跡。他認為，嶺南文化處於邊緣卻又不甘邊緣，它崛起於近代，在現當代又從衝突走向了對話，而這種對話的結果是，由世俗化走向全球化。世俗化是當代經濟文化的根本特點，而全球化，則表徵著經濟文化的未來走向，這樣的研究，以大量生動豐富的文化實踐為物件，既具體，又宏觀，體現了一種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學術眼光。
近年來有關經濟文化的研究，雖然陸續出版了一些著作，但從整體上看還不盡人意。受地域文化因素的制約和所謂的“門戶之見”，“京派”、“海派”文化界學者對“粵派”嶺南文化持一種漠視的態度，故真正學理意義上的嶺南文化研究，尚未完全進入中國主流文化批評家的視野。雖然在90年代中，已有學者楊東平在其《城市季風》裏對“廣東文化在世紀末的新北伐”發出了較早的呼聲，但此後關於這一話題的應答者聊聊，嶺南文化及與其唇齒相連的經濟文化一直沒有得到學界的應有重視。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黃樹森《手記•叩問》的問世，填補了嶺南文化研究領域的一個空白。
黃樹森是嶺南文化研究學者，更是這一文化實踐的參與者。數十年來，他一直投身服務於廣東文化界，可以說，黃樹森是一個對廣東文化尤其是嶺南文化做出了貢獻的人。他既關心嶺南文化的總體發展與宏觀走向，比較熱衷於在嶺南文化的歷史發展中“發現”一些比較關鍵、重要的話題；也留意、關注於廣東文壇和評壇上一些新出現的“文化亮點”和文學新人。如他對劉斯奮長篇歷史小說、盧瑞華的經濟筆記、星城的譴責小說、周鎮宏的科普小品、李士非的“憤世”報告文學、陳俊年“激情”訴說式報告文學、鐘曉毅的“邊緣性品察”文學評論，均給予了及時的關注和評介，這就見出了他的文化研究的特色，既具有一種理論的深度和高度，又有一種沉甸甸的厚重感，因為這種研究是基於大量生動、豐富的文化個案和文化實踐，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有著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和指向性；這樣的研究也從而具備了對嶺南文化實踐的指導性的作用。
上個世紀末以來，盤點歷史成為學術研究的時尚。然而，盤點有一個對待歷史的態度問題，盤點歷史需要客觀精神和理智的姿態；盤點文化，更需要一雙理性的慧眼，對黃樹森而言，他對20年嶺南文化的梳理和盤點是理性的，他的文化叩問和發現是有歷史深度的，這也許將成為《手記•叩問》一書多年以後能再次被人提起的一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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