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自幹校歸來，我由中國文聯轉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部，操起編輯這一行，至今已26個年頭，對幹編輯生涯，真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一、軼事的啟示
我初到人文社古典部(即今古典文學編輯室)，見北窗下坐著一位清臒瘦削已見二毛的老同仁 。打完招呼後，他驚奇地問我：“為什麼到這裏來?”我下意識地答道：“希望學有所用。”我在復旦大學中文系學的是古典文學，又在劉大傑先生指導下研讀過魏晉六朝隋唐五代文學史，頗熱愛這一專業，所以隨意應了一句。他的目光中帶著幾分無奈幾分惋惜，說：“這一行呀，能幹的不願意幹，不能幹的想幹也幹不了。”一瓢冷水澆得我渾身打寒顫。這位老同仁就是周汝昌先生。若干年後，他果然不幹了，調到文化部藝術研究院去了。
不久，聽室中同仁說：有一位老編輯，審讀一位老教授的書稿，貼了許多浮簽，提了不少意見。所指出的謬誤和問題，絕大多數是很中肯的，這些都照改了，並不多言；其中有個別問題，大約百分之二三吧，提得不合適，或者提錯了。這老作者卻抓住這百分之二三的失誤，大發雷霆，說編輯水準如何低下，甚至厲聲呵斥道：“×××有什麼資格審我的稿子!”聽了這則軼事，我多少明白點周先生那話的含義，也頓時萌生投錯門的悔意。原以為在研究機構、在大學校裏、在出版社裏，都可以做學問，人文社裏不也出了好幾位學者專家嗎？看來地位還是有差有別的，編輯比研究者、教師社會地位何止低一等!
後來，又聽到人文社的一件往事，更是令人沮喪。有一位水準頗高的老編輯，發現一部內容很好但藝術與語言卻比較粗劣的小說稿，經過請示，決定加工錄用。在修改加工過程中，作者很謙虛，一切尊重責編的意見。因為合作得很好，責編也很投入，除了語言的加工潤色，情節也適當加以調整充實，有時增補一些片斷，做了一些合作者所做的工作。書出來了，一時大為走紅，作者因此名噪文壇，為眾所周知，而責編卻默默無聞。重印時，責編覺得修改時，他代加的一小段不該保留，隨手給刪了，未曾同作者商量。這便惹禍了，作者不僅大光其火，而且向出版社領導告狀，說侵犯了他的權利，當年的謙虛態度和合作精神沒有了，擺出居高臨下的架勢。出版社的頭頭認為作家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得罪不得，便對這位可憐的責編加以嚴肅處分。我後來見到這位責編，問起往事，他哭喪著臉搖搖頭，不置一辭。這事件在我心靈上投下的陰影，至今仍未抹去。
以上所記二則軼事，固然令人沮喪，乃至令人氣憤，但感情是一回事，理性又是一回事，需要冷靜地認真地加以思考。軼事給我們的初步啟示是：其一，在知識界中，編輯的社會地位低人一等；其二，書稿在成書過程中，編輯有責無權；其三，編輯的知識產權落空，成了無私奉獻。歸根到底，關鍵問題是作為知識份子的特殊職業編輯，其責權利沒有同知識界(包括學者、教師)取得平衡，並加以統一，作出符合知識份子勞動特點的規定。因為出書的過程是工勤人員、出版人員、發行人員與編輯人員的協作過程，所以責編往往被等同于其他人員，而無視其帶有知識產權的特點。在出版社作為事業單位時是如此，在出版社改為企業管理時也是如此。這對於編輯的工作必然帶來負面的影響，因而直接影響出版物的品質水準。
在推進法治的當今，編輯的責權利似宜逐步通過法律的形式，使之協調並統一起來。
二、改稿的功過
出版社出版圖書，不只是為了文化科學，也是為了政治宣傳。要達到這雙重目的，作者和編輯必須分工合作，作者無法“文責自負”，編輯必須“嚴格把關”，共同修改稿件，便成了習以為常的事。而作者和編輯在改稿問題上的分歧和糾紛卻也由此而來。前所記兩則軼事，編輯之受呵斥被處分，便都是因改稿之事發生的。
編輯改稿的事曾引起不少爭議，上海《文匯讀書週報》組織討論過，發表不少文章，各抒己見，議論起編輯改稿的是非功過，最後並沒取得一致的看法。這涉及體制問題，比較複雜，就事論事是說不清楚的，所以我沒參加討論。我以為，出版作為國家事業，編輯不僅有責，而且有權，對書稿提出修改意見，或經與作者商議逕加修改。書籍的出版，作者和編輯都要對國家事業負責，也要對廣大讀者負責，既要對社會負責，也要對歷史負責。因此，書稿應力求準確與正確，改稿也就是必然和必要的了。
俗話說，隔行如隔山。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特點和要求，出版圖書亦然。從事科研與教學的作者，如果不熟悉出版的特點與要求，所寫書稿很難符合規格，一次達標，大都要經過修改，甚至推倒重來。當過編輯的作者，情況就好得多，很少返工。鄙人雖不才，所寫論著、選注、通俗讀物等各類書稿多種，幾乎沒有退改的，原因在於知道各種書稿的宗旨和體例，乃至文筆深淺的要求。當然，學者、教授書寫多了，熟悉出版這一套，同樣可以一次成功。我所說的改稿，是有原則的，並非隨意的。有的編輯喜歡動別人的稿子，而且往往帶有隨意性：可改可不改者，改之；語言不合己意者，改之；以至觀點與己不合者，亦改之；最糟糕的是，原稿無錯者卻因修改而鑄錯。這樣的編輯可能自以為比別人高明，其實，恰恰是不高明的表現。這樣的改稿，是作者所不能同意也不應該同意的。然而，我們卻不能因為有的編輯妄加修改，而否定正常改稿的必要性。隨意改稿是不行的，應遵循一定的原則，意在提高書稿的品質，使之符合出版要求和水準。需要改動者，一般說來有以下諸方面：其一，不合宗旨者要改。每一套叢書，每一個系列，每一種書籍，都有一定的宗旨，都有一定的目的和要求，都有一定的政治、學術、文化、知識標準。但凡書稿有違於或未達到以上叢書、系列、書籍的宗旨、目的和標準者，都要求修改、充實、提高。其二，不合體例者要改。叢書、系列、書籍，均有一定體例，也有一定格式。倘若書稿有乖體例，不合格式，也要求調整和修正，以使之統一和規範。其三，文字語言不規範或有錯訛者要改。文字無論繁體簡體，都應使用當今規範化或約定俗成的文字；語言則應文從字順，合乎語法，消滅語病，使之純潔。不規範不順暢的語言文字，都要修正潤色。其四，徵引資料失誤者要改。書稿中援引古今典籍和書刊中的資料，要求準確無誤，經過校核，如發現失誤，均應改正，以免以訛傳訛，貽誤讀者。其五，觀點有違礙者要改。一般說來，在學術問題上，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據，作者可以堅持自己的觀點。但是如果這種觀點對當前政治、政策有違礙，乃至有悖於出版管理條例，就應當改，否則就不能出版。以上略舉五端，都在可改必改之列。編輯在審稿中發現以上諸問題，可以提出來，要求作者修改，在不違背作者觀點的前提下，也可以由編輯逕加改正，如核實資料，修正語病，規範文字之類。這都是編輯責權範圍內的事。編輯認真這樣做，無損于作者，有益於讀者，是無可厚非的。
我初到人文社，就聽說人文社與中國社科院文研所有個協議：文研所的書稿，人文社不能動，甚至連標點也不能改。而我負責審讀的卻正是文研所的書稿，頗為坐蠟。若依協議，審稿作甚!若按編輯職責，則需審讀。於是我先把“協議”擱置一邊，認真審讀，發現存在的問題還真不少，貼了許多指出問題所在的浮簽。提意見是我的責任，改不改是作者的事，我這樣想。出乎我意料之外，德高望重的余冠英先生看了我貼的浮簽，很高興，並且讓執筆者作了認真修改。自此我便同余先生成了忘年之交，並從他身上學到許多東西。修改書稿，提高品質，是作者和編輯的共同目的，目的一致，本應不會也不應當發生矛盾乃至互相詆毀。作者與編輯相互攻訐者，當是書稿以外別有私心在。編輯改稿，如果不帶隨意性，而是掌握原則，認真對待，使之減少差錯，提高品質，不僅於出版盡了責任，于作者也作了貢獻。當然，改稿當中，容或增添新誤或改正為錯，這是應努力克服的。不過，一般說來，編輯改稿其功要大於其過。通常改稿，做些補苴罅漏的工作，也就算盡責了。但認真負責的編輯，往往注入更多的心血，如結構的調整、觀點的糾偏、資料的補充、缺漏的彌補，都能盡力而為，作無私的奉獻，其功更是不可磨滅。
在改革開放以前，編輯的這種無私奉獻，均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無論出版社或者編輯，從不向作者計較。開放以來，市場經濟逐步推廣，版權和知識產權也成了商品，可以交易了，於是問題也就來了：向出版社提出，將版權拿走，可書中有我社編輯的勞動成果，是經編輯加工而成的，這版權如何算?責任編輯提出，我在書中注入了心血，在修改中貢獻了自己的知識，這裏的知識產權怎麼算?這是無理取鬧嗎?顯然不是，很值得思考。
(作者單位：人民文學出版社)
書目分類 出版社分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