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邰賢堂”、“湯安生”、“汪本根”……與這些名字相聯繫的，是70年前在南京城中被侵華日軍殘忍屠戮的眾多生命個體。現在，1.3萬多個這樣的名字被收納進了《南京大屠殺史料集——遇難同胞名錄》。這套採取卡片形式的名錄每張遇難者卡片不僅標明姓名，還對年齡、住所、職業、籍貫等作了專欄說明，對於遇難情形，如被害時間、被害地點、被害方式、調查日期、資料來源等也有簡要記錄。據悉，名錄目前出版了8本。
“流落於民間乃至海外對南京大屠殺記憶的證據肯定不止這八卷，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將現有的名錄出版設置于叢書最後一部分的原因，下一階段，我們還將赴海外搜集更多的大屠殺資料和證據。”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副主編、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王衛星副所長如是說。
倖存者常志強：“我們一家六口都進了名錄”
“日本兵殺死了我父母，刺死我四個弟弟，強姦了我姐姐。臨死前，媽媽還在給小弟弟餵奶！”不久前放映的記錄片《南京》中，80歲的大屠殺倖存者常志強(原名戴政民，小名戴大龍，解放後改名)敍述得老淚縱橫，觀眾聽得淚眼婆娑。這一家六口的名字，被統統記載進了《名錄》中：母親戴張氏、父親戴英俊、四個弟弟戴二龍、戴阿三、戴小發、戴小來。帶著記者，老人重返家人遇害地——內橋王府園。
媽媽還沒斷氣，我哭著把幾米外的小弟弟抱到媽媽面前，媽媽不停拽衣服，要給弟弟餵奶，小弟弟不懂，還爬上去吃奶，但是媽媽肺都被刺穿了，弟弟吸出來的都是血泡泡。不一會兒，媽媽頭一歪。小弟弟也沒聲音了。
我大哭，到處找爸爸。看見爸爸跪在前面的地上，雙手抱頭。“爸爸，媽媽死了。”我邊哭邊拉他，一拉他就倒了。一看，他身下一攤血，背後有一個槍眼。
大屠殺史研究專家：“每個名字都不能隨意修改”
常志強的爸爸和媽媽，明明是在一個地方被害，為什麼卻會一個寫“八寶前街”，一個寫“內橋小王府園”？昨日，南京大學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所有關專家介紹，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問題，可能和戴英俊的資料是在1945年收集有關，戴英俊的母親家當時住在大光路的八寶前街，1945年工作人員錄入時誤把住址寫為遇害地點;而戴張氏以及冤死的4個小孩的資料則是由常志強近幾年口述提供的。
那為什麼兩者不統一起來呢？對此，這位專家表示：“對於我們編史料的來說，即便是重複的名字，每一個我們也都不能隨意取捨和修改。我們對歷史真實負責。”
據瞭解，這次出版的遇難同胞名單來源廣泛，有抗戰勝利後民國政府的調查材料，如檔案等，主要是文獻；有解放後的多次倖存者調查，主要是口述；這兩部分是最主要的來源。
“每個遇難同胞的名字(尤其是調查者或證人)的資訊，都有最原始的、有據可考的資料來源或出處，這使得這套名錄有了證據價值，成為反擊日本右翼否認大屠殺的有力證據；也正是有了出處，使得這套名錄彰顯了最大的史料價值。”這位專家強調，這套名錄是史料，不是研究成果，故凡是能從各方面得到的遇難者的名字，全部放了進去。
搜集者薑良芹：“14961張卡片凝聚了8年心血”
11月30日下午，記者在南京大學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所見到了參與找尋並彙集出這份名錄的姜良芹副教授。8年前，開始著手這項意義重大的史料搜集工作時，她剛剛博士生畢業。“至今為止，我們為14961個受害者姓名建立了檔案卡片，經過篩選，13000多人被收入名錄，這些人個個都有出處，有史料可考，是經得起推敲的。”姜良芹告訴記者，搜集這些人名的每一個晚上，她的腦海裏都被這些名字填滿了，心情總是那麼沉重。每天埋頭在這些慘痛的過去中，她常常會想，這些人活著會有怎樣的人生？
在薑良芹的記憶中，2004年的夏天特別炎熱。那年，她帶著幾個學生在浦口查訪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追尋受害人的故事。6月29日中午，他們到達浦口頂山街道石佛村樓莊19號，一名叫俞仁江老人的家中，老人當年78歲，一家人剛吃過午飯。聽說是來尋訪大屠殺受害者舊跡的，老爺子情緒一下子激動起來。姜良芹的學生孫遜、吳潤凱一字不差地記下了老人敍述的當年從屠殺中逃生的經過：“民國26年(1937年)，鬼子來到鷗莊。當時我11歲，底下還有一對弟妹，同鷗莊的其他村民一樣，我們住在草房裏。鬼子一進村就放火把全村的草房燒光，再把全村二十多口人攆到一個房間裏團團圍住。我的三叔，人叫俞老三的，探頭查看門外的鬼子是否離去，被鬼子瞅見，鬼子從門外就是一槍，正好打到我三叔的半邊臉，骨頭都露出來了，當場倒斃……”
文章來源: 揚子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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