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北做了三年三個月又三天的“文化局”局長後，龍應台從“官”位退下，應香港大學之邀擔任港大客座教授，住在盤旋於香港半山的沙灣徑25號——港大為其準備的宿舍裏。在香港的這四年，龍應台說：“每一天都在想，明天就要回去了。”但四年下來，她依然住在這個面向大海，可以寫作和思考的地方。
2007年7月18日，在香港書展開幕的當日，龍應臺面對著800余名讀者和聽眾，以一個寄居在香港的人的身份，講她對香港在現代化進程中所存在的問題的質疑。龍應台作了《香港：十個未打開的抽屜》的演講（左圖），並在演講之後，接受了媒體和觀眾的共同提問。
“對香港很無知是不可以原諒的”
記者：您為什麼選擇了香港？
龍應台：選擇香港的原因，是因為始終對華人城市有興趣。香港與臺北地理、歷史軌跡接近，可是作為一個華人知識份子，自己對香港很無知，是不可以原諒的。所以我一開始答應港大做客座教授，其實只是一年，但後來就這麼一年一年地簽了下來。我一直沒在宿舍裏種任何花草，因為總在想，明年就要走了，我一走，它們就沒人照顧了，但今天終於決定，要在牆上掛點畫，要在家裏種點花草。作客香港的第一年，我是很守作客“本分”的，如今，當了4年納稅人，也瞭解了香港這個國際城市的包容性，我才敢於講出來。如果拿臺北和香港作個比喻，那麼臺北是頭腦大而手腳萎縮，香港則是沒有頭腦但手腳特別發達，都算不得“健全人”。
“單一的商業邏輯造成文化價值的嚴重缺位”
記者：這次演講所提到香港十個未打開的抽屜，可不可以看作你對香港的一個總結式發言？
龍應台：其實我實在克制不住想要世界變得更好的衝動，是在2003年11月“發作”的，這一年香港政府推出了西九龍計畫進行商業招標，計畫在維多利亞港灣畔、40公頃的璀璨海景地、投資250億港元，建設一個由開發商投資並運營的西九龍文娛區。觀察這件事，我的感覺是香港的政府怎麼這麼大，香港民間的聲音怎麼這麼弱？此後，一系列的公共議題被提出來，從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畫，灣仔利東街的拆除，中區警署和維港的保護，到添馬艦政府總部新建政策，再到如今即將要拆除的嘉鹹街，每一個火藥味十足的公共議題中都無一例外充滿著地產發展與文化保育的角力。長久以來，象徵著“經濟”、“致富”、“效率”、“全球化”的“中環價值”成為香港的主流價值，而這單一的商業邏輯淹沒了深水埗、元朗、老街、屋村居民的聲音，淹沒了本地藝術家的創新，造成本因被殖民而喪失文化身份的香港，出現了文化價值的嚴重缺位。香港其實何止只有十個沒打開的抽屜？
這個號稱國際化的大都市，非華人占了5%，但對這5%的人口我們究竟又有多少瞭解？香港現代化的進程中，要拆掉那麼多的老街，換成商場、酒店和大廈，其實是對文化和歷史的破壞，我還記得10多年前去歐洲，第一次被一個老牧人和他的500多隻羊堵住了路口，那時候我就在想，原來這就是歐洲。其實高科技和現代化並不是指要用高科技將我們的一切歷史和古老都替換掉，而是用高科技，將我們的歷史保存得更好。現在香港據說每年都吸引1000萬內地遊客到香港來，如果香港全部變成了“又一城”，我相信，這個吸引力是會消失的。
記者：你對香港的態度讓我想起20年前的《野火集》對臺灣當時的批判，作為一個文化人，你的呼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起效？而到底是什麼原因，一直支撐著你做一個一直在呐喊的“鬥士”？儘管這個鬥士如今可能已經不那麼犀利。
龍應台：《野火集》在內地的讀者讀來，就會覺得是為自己寫的，因為大家都會問，為什麼會容許這樣的現象發生？但一個社會是可以進步的，20年前在臺灣地區你甚至不能組織一個婦女聯合會這樣的保護婦女權益的民間團體。但有很多人，像我一樣在做著呼籲的努力。我寫《野火集》也有人問我，你其實根本沒有寫到最核心的問題，而只邊邊角角地說別的，這是我的一種寫作策略。我清楚我要留在主流中做最大的“顛覆”。事實上也的確做到了。臺灣、香港和廣州很像，其實努力的空間是很大的，努力的方式也很多，並不只是只有政治一條路。至於說到我個人，我已經沒有什麼力氣了，只是寫文章而已，政治的文章也越寫越少，還是讓一些更厲害的人，30出頭的人來做吧。（笑）在臺灣，有人說我們這些“四年級的學生”（指1949年以後出生的人）老不下來，以至後面的人升不上去，所以我要下去了（笑）。
“學習開敞篷車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記者：臺灣的所謂民主演變成一個鬧劇，你會不會覺得比較心痛？
龍應台：臺灣的民眾生活，是已經有了改變的，你看到現在的臺灣的亂其實都是電視上的，但真正的臺灣的民眾生活，其實是很平靜、很安寧的。當然，大多數的知識份子對今天臺灣民主的現象強烈不滿，於是就會有人出來說，你看，民主是不好的。可是你不能因為今天開敞篷車的是陳水扁，他不會開車，開得到處亂撞牆，就說不要敞篷車，要學習開敞篷車是需要一點時間的。現在我們至少可以期望，這個人不會開，我們把他換下去，換一個會開的人。有自由但又有紀律的公民社會是很漫長的，20年的時間，臺灣也算走得不錯了。
“判斷一個地區文化是否強勢，關鍵在草根”
記者：隨著內地與香港的文化互動增強，有些香港人已經感受到內地文化對香港的輻射越來越明顯，比如簡體字的大量出現，您認為在將來是否會出現一個內地影響港臺的文化“回流”？
龍應台：就不同地區的文化相互影響而言，一般強勢文化影響弱勢文化，就像水的流動一樣，很難阻擋的，即使人為制定某種政策去堵塞這種影響，它也會從別的地方冒出來。過去我們說港臺文化是強勢，流行歌曲、電視劇流入內地，而現在內地強大起來，有沒有可能從經濟強勢演變為文化上的強勢呢？這種“回流”是完全有可能的。
但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判斷一個地區文化是否屬於強勢，關鍵在於社區、草根階層的文化力量。香港的地理、歷史、經濟、文化結構都有獨特個性，比如香港有很多地方你都看得到廣州的文化影子，但它也有很多文化因數保護得比廣州好，在香港你還可以到處看到“訪友揚聲、嚴拿白撞、嚴禁鐵轆、車仔駛入”那種近乎文言的辭彙。我覺得香港人應該珍視香港的本土文化，同時要放棄過去那種“自外於中國”的想法，不妨積極加入到大陸和臺灣的文化議題中去，就共同面臨的苦惱展開辯論和探討，這樣可以為各自的發展汲取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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