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中葉，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迪厄曾經十分犀利地指出，當代世界正面臨著新自由主義市場化和全球化轉向帶來的嚴峻挑戰，貧富分化不斷加劇，怨恨歧視和社會排斥逐漸增加，社會整合力量日益消解，造成這些“世界的苦難”的主要原因就在於“國家的撤退”——國家以市場自由為藉口，退出對社會的保護。
在外來工權益保護方面，“國家的撤退”政策尤其突出。2006年，據國務院研究室發佈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披露，綜合勞動、公安、民政等部門的統計，外來工群體的總體規模已經達到1.2億。
來自外地、從事非農產業、工作權益沒有保障是外來工群體的主要特點。外來工還常與農民工、民工、盲流、打工仔/妹、勞務工等混稱，如1989年國務院的一份檔《關於勸阻民工盲目去廣東的通知》把民工的流動稱之為“盲流”；1991年國務院的另一份檔《關於進一步做好勸阻外流災民工作的通知》則把民工的流動稱之為“災民外流”。
與傳統的國企工人和農民不同的是，外來工不能從意識形態中找到自己的鬥爭話語。作為中國向市場轉型過程的一個特殊群體，其政治地位和經濟身份一直未能得到國家意識形態的正面承認。大多數外來工都在非公有制企業工作，傳統的階級意識和集體性記憶已經無法在這個群體中找到痕跡了。
另一方面，這個群體外出打工還要面臨輸出地和輸入地政府的雙重剝削，針對外來工的各種收費和限制性流動政策造成他們的權益不斷地受到侵犯，外來性導致分裂性和流動性，分裂性和流動性又製造了團結的脆弱性。
現金饑渴下的自我剝削
自1980年代以來，外向帶動戰略推動了中國經濟連續20多年的高速增長。
出口導向的產業政策使得上億農民被迅速地無產階級化，這些以農耕為業的農民很快就被轉變為以工資收入為主的工人，但就政治身份而言，他們仍然只是一群“離開土地的農民”。
目前，從人口總量來看，深圳、東莞、中山、寧波、昆山等地外來工數量已經超過了本地人，深圳和東莞兩市外來人口總數已經達到1000萬以上，而戶籍人口不超過200萬。戶籍制度把中國公民分為本地人和外地人，深圳儘管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但深圳延續了計劃經濟的戶籍管理制度從而成為二元戶籍制度收益最大的城市政府。有學者統計，上海、北京、廣州和深圳等城市外來人口對當地GDP的貢獻都在30%以上。
換而言之，外來工沒有享受當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好處，相反地，正是因為低工資才維持了這一地區的經濟持續發展，工人為了能夠維持自己和家庭的生存不得不依靠超時加班，工人加班勞動的邊際收益低得可憐，但勞動力是他們唯一可以透支的資源，為了滿足生存需要，他們不得不忍受高強度的工作時間和惡劣的工作環境，這種現象被稱之為“現金饑渴下的自我剝削”。
去權也即是剝奪權利，對外來工的去權行動是在國家政權和資方合謀下完成的，以戶籍制度和地方分權制度為核心，地方各級政府能夠以許多冠冕堂皇的理由來侵犯外來工利益從而維護城市政府或本地政府的利益，中國外來工群體是在一種極其不利的文化和政治環境中誕生的，他們是被作為原子化和被改變生活方式的工人而納入新的工業生產制度中來的，除了家庭或血緣關係圈子外，他們很難找到一種能凝聚團結的鬥爭話語。
影響外來工感知工業經驗的主導性語言仍然由國家機器提供，“離土不離鄉”、“離土又離鄉”、“進城務工人員”、“產業工人”等符號與儒家傳統教化中的勤儉、刻苦、忍耐、逆來順受、父愛主義、尊重權威等結合在一起，依靠龐大的國家制度性控制，農民工在人大選舉投票、地方公共事務參與、子女入學、養老保險、失業救助、醫療保險等方面被輸入地政府嚴重歧視，這些以去權為目的的外來工政策20餘年來給這個群體帶來了巨大傷害。
民工荒是一個轉機
從2004年開始蔓延東南沿海地區的民工荒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廣州新塘、東莞長安等地大街上貼滿的招工廣告與勞務市場的冷冷清清招聘攤位說明了用工形勢的嚴峻。
一些地方政府面對民工荒現象時態度一度耐人尋味，一方面，急匆匆地取消運轉了將近10年的所謂“節後招工六不准”規定，還想盡辦法組隊去外省招聘工人；另一方面，政府又遮遮掩掩地表示本地不存在民工荒，或只存在技工荒，即使是短缺也只是結構性短缺。
必須看到，民工荒實際上是民工權利荒，民工短缺實際上是權利短缺或制度短缺。
造成民工荒的原因有多種，既與產業結構轉移和產業升級有關，也與中央一系列惠農政策和農產品價格上漲有關，但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沿海地區以往勞動用工環境惡劣，農民工工資過低及政府對外來工保護不力。輸入地政府沒有發揮對企業的監管責任，相反還參與對外來工的搜刮，暫住證收費即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民工荒對沿海地區經濟產生了巨大衝擊，它促進了企業勞資關係的調整，同時也促使政府不得不正視因勞動力短缺所帶來的產業衰退、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和政績形象的損失。地方政府、企業界和農民工都在利用民工荒這一契機調整自己的策略和行動，農民工由被去權的一群開始走向“增權”和“自我充權”行動。
這裏所說的“增權”主要是指來自政府和企業對外來工的權利維護和尊重，對外來工來說，它仍然是一種被動賦權。而“自我充權”則是指農民工自身主動尋找合適方式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在中央政府層面上，2004年中央提出建設和諧社會目標，中國公共政策價值開始轉向。2004、2005、2006連續3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強調了解決外來工進城務工問題的重要性。中央各部門都圍繞各自管理範圍制定了一系列外來工保護政策，如最高法院出臺規定要求對欠薪訴訟快速審理和緩減免訴訟費，勞動部門加大了打擊欠薪處罰力度，教育部門落實外來工子女入學和農民工職業培訓等具體方案，中華全國總工會早在2003年就提出“進城務工人員是工人階級的新成員”，從而為農民工加入工會找到合法性，全總工會還要求加快在非公有制企業組建工會的步伐。
在地方政府層面，動作最快的深圳和東莞市出臺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措施來維護外來工權益。深圳市多次召開刑拘大會公開處理欠薪老闆，公佈血汗工廠名單，外來工的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政策也進行了重大改革。
在東莞，有多名外來工被選為東莞市政協委員，政府還拿出160個戶口指標來獎勵為東莞發展作出貢獻的普通外來工，同時政府也在廉租房建設、取消暫住證收費方面進行積極調研。地方政府的這些政策轉向不僅僅是為了與中央保持一致，更主要的是應對民工荒給經濟發展所帶來衝擊的現實需要。
外來工與企業之間的博弈完全遵循市場理性，在一個法律完備、勞動用工規範、資訊相對透明的市場中，外來工和企業可以就工資、福利和工作條件進行對等談判，民工荒帶來的是勞動力供應短缺，工人的談判能力自動趨強。除了工資得以大幅度提高外，許多企業還想方設法留住工人，採取了許多人性管理手段如年資獎、帶薪休假、夫妻房、培訓員工、更新設備、為工人購買各種商業保險等，老闆們現在發愁的不是接不到訂單而是接下訂單沒有人來幹活，工人的勞動待遇和工作條件因勞動力短缺而逐漸改善。
工人的自我充權
借助於政府或企業給予工人的這些增權行動可能受到政策法規或地方和企業領導個人喜惡影響，也可能受制於經濟週期和企業生命週期的影響，這些增權行為可能不穩定，因而我們更有理由來關注那些由外來工自己組織的充權行動。
以往有觀點認為，工人行動分散，存在著性別、年齡、技術等差異，缺乏階級覺悟，工人的這種分裂性決定了他們只能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進入後民工荒時代以來，我們發現農民工自組織的訴求越來越強烈，參與輸入地公共事務的熱情越來越高漲。
被稱之為“勞工自救運動”的勞工自我組織在華南地區成風起雲湧之勢，廣州打工族文化服務部、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深圳女工關懷/女性聯網、廣州安康職業服務部、深圳小小鳥打工互助熱線、廣州珠江工友服務部等一批以勞工保護為目標的外來工組織在成長。
這些機構在政府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從事勞動法律宣傳、職業安全教育、勞動訴訟代理、工友心理輔導、工傷病者探訪等活動，他們也舉辦文化娛樂比賽、讀書和電影進社區活動，而且所有這些活動都是免費提供的，它們豐富了外來工的業餘生活，例如安康職業安全服務部的宣傳快車每週3天奔走在珠三角向外來工傳播職業病防治知識，由兩名工傷殘疾者發起的深圳志強服務部每週都為外來工舉辦法律知識培訓講座，並為工人代理勞動訴訟，他們的行動得到了政府的認可，成為政府和工會、婦聯等部門的得力補充。
這場勞工自救運動也與沿海地區產業的全球化背景密切相關，出口加工區的工廠大多數是從事代加工業務，而國際勞工組織、企業生產守則、SAI8000社會責任審核、消費者運動等為中國代工企業施加了很大的壓力，外來工組織從這些理念中找到了鬥爭的力量。
(作者為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博士)
書目分類 出版社分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