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前，大半個地球被二戰蹂躪，出生在中國的美國雜誌大王亨利盧斯出資20萬美元，讓一撥著述等身的文人學者——哲學、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人類學、神學教授和詩人——組成了一個跨界別學術班子。五年後，二戰硝煙散去，這個名叫新聞自由委員會的班底拿出了一份報告——《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報告開宗明義：在美國這個號稱頭號自由民主之邦的國度，受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的新聞自由處在危險之中。
報告提出，造成這一局面的緣由很明顯：現代新聞界與現代社會的關係是嶄新而陌生的，而長期以私有私營來謀取政治獨立的美國新聞界，則可能由於商業化的過度發展受到腐蝕，轉型為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大商業。相對於總人口，新聞單位的數目顯著減少了；由於所有權的集中，新聞及意見來源的多樣性受到了限制，這對民主不是一個好消息。
當時美國新聞界在經濟上很成功，並正處於傳播革命的邊緣。另一方面，正如美國學者瑪格麗特布蘭查德所言：“統觀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世界，許多國家的報紙都處於政府的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下，被當做宣傳手段而非新聞工具。而在美國，一種新聞批評仍將矛頭直指報紙運作的經濟結構。在美國媒介與政府的關係方面，新聞機構領袖曾和佛蘭克林羅斯福之間展開一場內戰，導致聯邦政府起訴不同的報刊機構，並借助最高法院的多項裁決將新聞界商業運作的許多方面攝於政府管制之下。”
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1947年3月27日發表的《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遭到了新聞界的大量反駁。有人批評委員會是否冒天下之大不韙，膽敢建議政府干預新聞界。有人認為這份報告是給美國新聞界抹黑，因為世界將美國新聞界作為領頭人，而“正當我們努力通過這種領袖身份爭取世界資訊傳播自由的時候，國內發生了從各方面詆毀我們聲譽的行為”，是以深感悲痛。
但是，時代迫切需要做出妥協：對於一個需要重建公共形象和恢復信譽的新聞界來說，“責任”概念成了一種應運而生的理念。新聞界也逐漸發現了報告對此進行具體闡釋的價值：
●一種就當日事件在賦予其意義的情境中的真實、全面的報導；
●一個交流評論與批評的論壇；
●一種反映社會組成群體的意見和態度的手段；
●一條將新聞界所提供的資訊流、思想流和感情流送達每個社會成員的途徑。
這一報告能移植到中國語境中來嗎？筆者曾寫過一篇名為《警惕傳媒的雙重“封建化”》的文章，分析了中國傳媒領域的封建殘餘尚未完全消除，單一的市場化取向導致的再封建化的問題卻已出現的現實。
回過頭來讀《一個自由而負責的新聞界》，國情迥然相異，問題三分相似。報告提出的自由與責任平衡的理念及傳媒發展策略，仍具有普適的意義。-
（作者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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