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外文學關係中，弱勢民族文學對於中國作家來說是一種被引為知己的異域文化，有著貫穿始終的被關注、介紹和翻譯的過程。說其原因並不奇怪，中國在20世紀初是從經濟上的後發國家起步學習、追趕西方先進國家的，這歷程從一開始就充滿了屈辱、被動和異化感。所謂的現代化是資本主義列強殖民運動中向外傾銷的一種文化觀念，隨著強勢的軍事侵略，西方的物質生活方式及其文化被普世化了，成為世界性經濟發展的發展目標。西方列強的高速度經濟發展是建立在對外掠奪的殖民政策基礎上的，由於掠奪而建立起經濟上的優勢，所以，西方列強的現代化與殖民化本身就是一對孿生兄弟不可分離。而對於被掠奪被殖民的國家來說，19世紀它們基本上處於沉默的被奴役時期，20世紀才開始覺醒並追求民族的獨立運動，其追求獨立的意義，不僅僅是政治主權和民族自覺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在經濟上維護自己的權益與發展，這是後發國家的現代化的目標，但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後發國家的人民必須承受雙重的壓力，一層是來自西方列強對他們的變相的經濟掠奪，另一層是來自本國現代化發展所必須付出的代價。中國也是屬於這樣的後發國家的行列。因此，西方強勢國家的文化雖然表達了一種“現代國家”的文明和情緒，但是對中國的知識份子來說，仍然是一種異己的陌生的文化；而後發國家的文化由於表達了人民在雙重壓迫下的怨毒之聲，反而感到親切和同病相憐。五四前後魯迅周作人兄弟力主翻譯弱小民族文學，文學研究會從被壓迫被損害民族的文學中汲取為人生的文學營養，巴金通過弱小民族的反抗與無政府主義理想聯繫起來，等等，其原因都是在這裏。當中國知識份子面向茫茫世界尋求盟友的時候，他們不由自主地把眼睛朝向那一片世界。即使到了上世紀末，中國知識份子明確把西方的現代文明視為自己的努力追求的目標的時候，馬爾克斯、博爾赫斯、略薩等人對中國文學的影響一點也不比薩特、卡夫卡、普魯斯特弱。
但是在中外文學關係的研究領域裏，說實話，研究者的目光並不積極，研究成果與文學影響的實際狀況有較大的距離。中外文學關係的研究主要是在學院裏進行的，在高等院校開設的外國文學史的教學和研究主要物件是西方發達國家，這與強勢國家在世界學術領域的話語權有關，弱勢民族的文學首先必須通過英語、或者其他大國的語種的翻譯介紹，才能到達一般讀者的眼簾；許多弱勢民族的優秀作家的作品，也只有在歐美等國家受到重視並被流行以後，才能進入一般讀者的視野。在外國文學出版與媒體宣傳方面，存在著同樣的狀況。學者、作家之間的交流與訪問，多半是在強勢國家裏進行，一般民眾對於弱勢國家的文學無法通過必要的管道瞭解。記得還是在東歐風波發生以前，在一次會議上遇到捷克漢學家高列克教授，我與幾位中國學者去看望他，這位白髮蒼蒼的知名學者操著嫺熟的漢語激憤地說:“在捷克，中國現代作家的作品都有捷克譯本，可是在北京的書店裏我沒有發現一本捷克文學作品。”這話我牢牢地記住了。我不知道高列克說的在捷克到處有中國文學譯本的情況是否屬實，但至少，中國對捷克文學的情況確實是瞭解甚少。上了年紀的人，講來講去一部《好兵帥克》，青年的讀者，讀來讀去只知道一位已經加入了別國國籍的米蘭•昆德拉，而連人家的總統兼大名鼎鼎的文學家哈威爾的著作，也不見有幾種中譯本。我手頭的兩種哈威爾的著作都是來自臺灣的版本，這麼想一想也真是羞煞呀麼哥。所以，在研究中外文學關係的領域裏，中美、中俄、中法、中英、中德、中日都有許多卓越的研究成果，而弱勢民族的文學則被嚴重地忽視了。
在這種情況下讀到宋炳輝教授的論著《弱勢民族文學在中國》，讓我想到了自己在二十年前跟隨賈植芳教授研究這個課題的情景。“弱勢民族文學”，原先文學史上曾經叫做“弱小民族文學”，也曾經被叫做“被壓迫和被損害民族的文學”，後來乾脆從反霸權的理論出發，界定為“亞非拉各國文學”等等，每個歷史階段的具體內涵都有些不一樣。宋炳輝把它定位為“弱勢民族文學”，我以為有其非常鮮明的創新意義。因為“弱小民族”以及“被壓迫被損害民族”等提法，含有明顯的舊殖民地時代的痕跡，它概括了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的特定環境，尤其是許多民族在當時的世界上連徒有虛名的“國家”形式也沒有，完全處於被奴役被殖民的狀態。但現在，這個情況有了極大的改變，殖民地人民已經獲得了獨立、自主和解放，成為主權國家，在經濟上也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在新的世界形勢下，大國霸權利用經濟、文化上的強勢對於弱國的侵略、掠奪和干涉仍然是不爭的事實，世界上弱勢國家與強勢國家的矛盾衝突仍然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弱勢”是針對“強勢”而言，有些民族國家本身並不弱，但相對于強國它仍然是相對的“弱勢”。這個概念充滿了相對性，也擴大了概念的外延。我注意到，炳輝根據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的弱勢民族進行論述，為了尊重當時人的理解習慣，把歐美少數發達國家以外的地區統稱為“弱勢民族”，甚至包括了北歐、東歐和南歐諸國，這與今天一般的理解很不一樣，但反映了20世紀初的世界格局的分佈狀況。同時我也贊成這部書稿用“弱勢民族”而不用“弱勢國家”，“民族”包含了各階層的民族成員的文化聯繫，主要還是體現了下層人民的思想情緒，而“國家”則更多地體現了統治階級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文學天然地離“民族”的概念更加接近一些。“弱勢民族文學”在今天的國際關係裏含有非常豐富的內涵，從而也使這部書稿有了盡可能豐富的表達可能。其次，從發展的眼光來看，弱勢民族文學在中國的傳播已經有近一個世紀之久的過程，其間的不同內涵也是值得我們認真對待，並且引申出一系列的新的研究課題。比如說，弱勢民族文學的翻譯和介紹，在中國並不能脫離意識形態而自由發展。上世紀30年代，國民黨建立新政權以後在文學上宣導民族主義文學運動，專門用來對付蘇聯的“赤色帝國主義”左翼勢力，曾經受到了左翼文學力量的批判，但結果是，在抗日戰爭中，弱勢民族的文學翻譯一蹶不振，與當時反法西斯戰爭的需要脫了節。五六十年代，意識形態強調了亞非拉各民族的文學交流，中國作家翻譯家在這個領域做過大量工作(如亞非作家會議)，但因為極左路線的影響，真正建設性的成果並不太多。90年代以後，現代化發展的意識形態主宰了文學的對外交流，導致了中外文學關係研究中的比例失調。等等。所有這些問題在書稿中都有所涉及、有所探討，雖然我覺得這部書稿還沒有把這些問題給以更加深刻地揭示，但畢竟是提出了問題，為以後的進一步研究鋪展了道路。
但是圍繞著這個課題，還是有值得進一步探討的理論問題。由於“弱勢民族文學”這個概念內涵豐富，勢必會產生理解的歧異。比如，如何看待弱勢國家中個別已經擺脫了本民族的束縛，投身在主流強國的意識形態中，得到主流國家的重視的那批作家的影響？如易蔔生、斯特林堡、哈姆生的創作傾向？能否用弱勢民族的概念來解釋？還有，南歐諸國的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家，可能在20世紀初已經沒落，但它們曾經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殖民主義國家，有些在南美、非洲等地還有大批殖民地，雖然與新興的殖民國家相比它們是弱勢，但是從文化上來說，能否以“弱勢”來概括？如義大利的唯美主義、未來主義等思潮顯然是與當時歐洲大陸流行的主流文學相一致的呀。細微的差異現象，則需要有複雜的理論探討才能夠得到圓滿的闡釋。一部學術著述，能夠在論述中留下那麼一些饒有趣味的問題讓人追問下去，本身就證明了它的價值所在。我希望這部書稿能夠刺激學術界，使有些問題能夠進一步討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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