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學者，我只是《讀書》這些年來一個忠實的讀者，當然我也在《讀書》上發表過幾篇文章,參加過幾次專題性質的討論。《讀書》的這十一年，在汪暉和黃平做執行主編的期間，《讀書》這個雜誌扮演了一個非比尋常的角色，在轉型時期的中國,我覺得是一個不可替代的角色。這個角色在思想層面上所起的現實作用,它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實際上已經遠遠超過了一本雜誌。現在發生的這個《讀書》事件，我覺得無論有什麼具體原由,有什麼樣的體制內的考慮,其結果都會導致角色的轉換。在我看來這簡直就是一種復辟、一種後退，從那樣一種深具全球性視野的廣闊的思想角色變回到一個出版社規模的，體制內部的，這麼一個符合常規的沒什麼大不了的雜誌。就是這麼一回事，說大不大，說小還真的不小。該怎麼看待《讀書》因汪暉和黃平的介入所扮演的這個角色呢？這裏有一個時間視點的問題，我們先把《讀書》放回到它誕生之初去看，剛才錢理群老師也講到了，最初是範用，然後是沈昌文，這兩個主編是作專業編輯出身的，身處出版社的體制架構內，而《讀書》在他們主政期間是比較單純的，它主要是一個讀書人的雜誌，那麼這個讀書人呢還不是當代意義上的知識份子。而且范、沈那個時代書的概念，和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書的概念相比是很不一樣的，那個時候剛剛開放，讀書人手頭的書基本上就是人文性質的書，帶有很濃的趣味性、人文性。不像現在，書和讀書人在定義和概念上變得更為開放和多元，已經遠遠超出了帶有休閒性質的人文趣味。這個變化我想大家都看到了，這個變化是非常大的。所以那個時候的《讀書》辦成關於趣味，而且主要是人文趣味的這麼一個雜誌，我認位它的定位是有其歷史局限性的。至於我呢，因為從事文學寫作，那個時候的《讀書》應該說是對我的路子，但是很奇怪，一點都不，我想可能有點像錢先生所說的，那種沒有內容的人文趣味不對我的路子。因為我覺得這個趣味還是小了一點，至少是比較狹窄的，過於單純的，無論它有多麼高級，它對思想和現實這兩者都起不了什麼作用。而且文字上的趣味要是被推崇到極端，那會成為某種病態的、自戀的、甚至有害的東西。那麼九十年代中期汪暉和黃平的適時介入，使《讀書》得以避免在文人趣味的消閒之路上走得太過。我們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剛才孟悅已經講到了，《讀書》這個雜誌所具有的影響和貢獻真正是不可取代的，我覺得將這種影響和貢獻放到整個中國的轉型時期去看，《讀書》已經不僅僅是對轉型和巨變時期中國和世界的很多問題加以關注、提出討論，它不僅僅只是對現實的討論或敍述，它本身已經成為一種現實。而且這個發生學意義上的思想現實，如果我們再把時間推遠一點，比如用20年以後的眼光來看吧，或者更遠一點，50年以後的眼光來看，我覺得汪暉和黃平當主編這段時間的《讀書》必將成為我們大家共同的一個鄉愁，一個共同回憶，我真的是這樣認為的。我這個預言，我不可能再活50歲看它應驗，但是我相信它。紐約今年的一件文化盛事是一部長達九小時的英國話劇《彼岸》持續上演達半年之久，這個大型舞臺劇回顧了當年的別林斯基、赫爾岑、巴枯甯、屠格涅夫，他們那個時代俄羅斯文化的輝煌。現在回過頭來看，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化已被視為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和鄉愁。
另外從空間格局上看，《讀書》在汪暉黃平主持時期發生的一個顯著變化，就是把它從地區性的一個雜誌，把地區性的一些話語,一些知識氣候，讀書人感興趣的問題，讀書人的想法也好，注意力也好，趨向也好、趣味也好，把這些個地區性的東西，和全球性的語境，和全球思想界、知識界所共同關心的那些東西，把它溝通起來，形成一個更開闊的、更貼近現實的、更具活力的、更具思想性的公共平臺。剛才錢先生也談到這點，我覺得這是在汪暉、黃平做主編時期完成的非常重要的一個轉折。我現在比較擔心這個轉折被夭折。80年代的中國比較封閉，改革之初，國內的問題一大堆，我們看待國內問題的時候，肯定主要是從一個中國人的角度，全球語境這樣一個角度還沒有出現。那個時候中國和世界在思想層面的互動式交往非常少。但是這個時間以來，產生了巨大變化。如今中國問題，你僅僅局限在中國的語境和趣味裏面來談論他和關注他，已經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中國問題，亞洲問題和拉丁美洲問題，歐美問題，全球的問題，要聯繫在一起看待，才會產生它真正深邃的意義。
汪暉、黃平這兩位學者，他們本身就在國際上是真正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的學者，請他們來主持《讀書》這本雜誌，我覺得這是董秀玉時期的三聯書店為我們這代讀書人和整個中國知識界所做的一件大事，這發明了一種模式：一本雜誌，不是任用出版社自身體制內的職業編輯來主政，而是請來國內知名度很高的，很有影響的，而且在全球的範圍也很有影響的兩位學者，將他們的聲望、他們的思想和知識視野、他們在國內國際同行裏的人脈交往，他們的責任感和想像力，等等，將他們身上的所有這些東西帶入到這本雜誌裏面，這是怎樣一種資源！所有這些都會撫育這本雜誌，想想所有這些遠遠超出雜誌本身的種種角色感，種種背景，種種理想、種種勇氣，以及最為珍貴的東西：一本雜誌，它與現實發生關係的獨特角度，方式，它的直接性，它的參與度，它的現場感。我覺得這是一個創舉，是一個超負荷的創舉。這個創舉，我想它也是在90年代中才能夠發生，現在我覺得在消費文化的大局已定的情況下，這樣的創舉已經很難發生了。說實話我就一直在等著看，汪暉黃平能夠撐多久。我真的一直等，我老覺得11年給他們的時間已經不短了。等到他們退休，我覺得有關部門是不可能等的，如果汪暉今年62歲了，我估計他們說不定還要讓他再幹三年，就時候體面退休。但汪暉才40幾歲，遙遙無期，所以他們就來單位人事行政手腕那一套，真恐怖，我覺得這實在是無恥，我真的這樣覺得。
但這也好，我覺得某種意義上，這成就了《讀書》這11年，告一個段落。一個國家，尤其像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剛才孟悅也講了，像《讀書》這樣的雜誌太少了，太可憐、太慘了。不過我覺得有一本其實就已經很不錯了，要是連這一本也沒了呢？情況會怎樣？在某些人看來，一本好讀的趣味性雜誌辦著辦著辦沒了，另一本雜誌不那麼好讀卻出現在裏面，他們覺得憋悶。這有違初衷。但如何定義好讀、不好讀呢？想想看，從一本雜誌表面散逸出來的趣味，與從其深處逼出來的思想拷問，孰為輕，孰為重？趣味的《讀書》和思想的《讀書》，孰可有，孰可無？想想看，比如說我們要衡量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程度怎樣、文明程度如何，除了看建築等等硬體設施，看福利、消費指數、投資環境、教育和衛生保健，還有很重要的一個標誌，就是這個國家有沒有一個像美國的《紐約書評》，英國的《倫敦書評》那樣的知識的、思想性的東西。那麼在中國呢很大程度上，這個指標性的東西落在《讀書》的身上，現在是不是連這個指標也要被抹煞掉呢？這樣一個思想性的東西，一個國家如果連一個也沒有的話，那真夠可憐的。所以我現在提出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就是中國在當今世界的形象問題。《讀書》事件不僅僅是一個國內的學界派系分歧問題，也不是一個行政的或體制內的技術性問題，這個事件事關國際視野中的中國形象。在全球背景來看的話，這不是一個孤立的《冰點》事件，從國際語境講的話，《讀書》事件我覺得影響會更惡劣。因為這個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突發事件的問題了，剛才汪暉講的，這整個事件是個日常生活的悄悄發生。說到中國形象，一會是食品安全，一會又是黑磚窯事件，環境問題，腐敗問題，這個那個，亂七八糟的事情。那麼像《讀書》這樣的雜誌，這十年來它的存在，實際上是在國際語境中給中國知識份子、給中國形象長臉的一件事情，是正面影響，是非常非常正面的影響，像這樣的東西你說說有幾個拿得出去、數得出來？有的人物、有的東西在國內響噹噹的，你拿出去就是笑話。我覺得汪暉黃平主編的《讀書》，它就是在國際上有這個影響，每次我去美國，帶十本近期的《讀書》，見朋友就送，最好的見面禮就是《讀書》。因為大家瞭解中國學界、思想界現況最快捷而又最全面的一個途徑就是《讀書》，一本在手，一下子就可以進入。如果《讀書》事件之後，又變回到純粹的趣味雜誌，這怎麼辦啊。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是這麼嚴重，不僅僅是一個派別的問題 。
假如我現在要在美國待半年，我會很懷念中國的《讀書》，汪暉他們編的《讀書》，我得找哥們每期給我寄，就這樣，我覺得這是個非常簡單的問題。但又是這麼重要這麼嚴重的一個問題。汪暉黃平離開《讀書》的話，我可能以後就沒有想看的思想雜誌了。對此我是比較感慨的。汪暉先生我跟他其實見面非常少，一年可能見上兩三次面就不錯了，跟黃平更是兩三年才見到一面。但是我覺得他們特別好的一點，就是在主編《讀書》期間，你看他們對中國的頭緒紛紜的問題，各個文化和思想層面，各個話語領域，各個專業和文學藝術門類，都是廣泛關注，很多討論是他們發起的，是《讀書》雜誌發起的。這些年的當代戲劇、當代詩歌、當代美術，還有當代建築、攝影、考古等等，還有獨立電影，新紀錄片運動，都是汪暉和黃平他們主政期間加以關注的，更不要說"三農"問題啊，全球變暖、環境問題啊，等等這些學術圈的、也是緊貼現實的問題。我的意思是說，他們關注問題的目光是遠遠超出了學術本身的專業圈子，擴展到整個現實。我覺得他們扮演的是類似於這樣的角色：就是把很多本來是各自為陣的、分裂的，不同話語層次的，好像老死不相往來的那些東西，通過《讀書》這個雜誌，通過汪暉黃平這兩個人的學術敏感，他們的良知，他們的視野等等吧，通過他們把所有這些原來老死不相往來的碎片般的領域，連成一片。我覺得這一個角色，絕不是其他某個單純職業編輯所能勝任的。因為編輯更多是扮演一個工作者的角色。而將就學者和編輯這兩個角色奇跡般地合為一體，這正是汪暉黃平這十一年來所做的一件事情。我覺得這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
再過二十年，也許五十年，我們回頭看這件事。不信我們那時候再看，多年以後，這個《讀書》事件，其惡劣的影響和後果，我覺得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那會是一個犯罪。現在我們不必爭議更多。什麼好讀不好讀啊，什麼發行量下降啊，什麼在編不在編啊，天哪，親愛的出版官老爺先生們，別老拿這樣的小兒科說辭來羞辱我們的智力，你們能不能拿出點更正當的、更體面的、更堂而皇之的、更符合權高位重者身份的尊貴說辭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有人要在《讀書》這件事情上動手腳呢？我覺得簡直是太可笑了。把純屬個人的趣味問題、操作問題帶到思想的歷史層面裏，我覺得這是一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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