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本來是一種頗費思量的精神事業，它所賦予讀者的是妙不可言的時間過程，而非一種急躁和貪婪的攫取。讀葉嘉瑩的“迦陵說詩”系列，感受到了閱讀和體悟的力量。
葉嘉瑩的品評文字沒有固定的模式，她將個人的感悟和情感融入詩歌意象之中，遐思綿延無限，目光精微銳敏，從而完成對詩人“胸中之妙”的洞察。詩歌創作需要天才，詩歌閱讀同樣也需要天才。詩歌以其含混的語言和模糊的意象給人們開闊的想像空間。葉嘉瑩之所以能夠在詩人幽邈的情思中獲得妙解，是因為她對詩人傷今懷亡的哀傷、對生命無常的感歎有著深刻的“同情之理解”。詩人的快樂與傷感並非是無關緊要的，它折射出人類共同的情感。人生的際遇存在諸多的相似性。而古典詩歌的魅力正是在於它通過藝術手法將盛衰、成敗、聚離等種種世變與人情淋漓盡致地表達出來，葉嘉瑩稱之為“意象化之感情”。古典詩人對人類情感複雜性、豐富性的挖掘是後人所難以企及的。他們是多情的，不但對心愛的人多情，對一切生靈多情，而且也對一切無生之物多情。這種多情來自對生命的關切，對美好事物的留戀和珍惜，對人生短暫的無奈，對理想的執著追求。這種“多情”是個性化的，是對自我生命感受的個性化抒發，無法複製和仿造。
葉嘉瑩用自己的“多情”來呼應詩人的“多情”。葉嘉瑩曾引用陶淵明的詩句“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來形容對杜甫、李白等詩人相知賞之情誼。葉嘉瑩這樣評價陶淵明：“他之所以了不起，就在於他在徘徊不安、矛盾痛苦之後終於找到了自己的依託和歸宿。”詩撕破了生活的假面，使人回到了生命本真狀態，患得患失的心情轉換成為對生命的系戀和對生活的坦然。
葉嘉瑩很看重詩人的“心動”，她認為好詩必定來自“一顆活潑善感的心靈”。外物觸動詩人的心弦，引發出其對生命、人生、世事的感慨和歎息，從表面上看這只是一種情緒宣洩，實則是一種終極關懷。從個人失意上升到對命運的追問，從草木鳥獸聯想到人的悲歡離合，詩人的哀怨已經超出了對個人得失的計較。詩性生存是在從功利世界向文學世界撤退中生成的。只有從名利困縛中脫離出來，才能獲得自由而從容的精神風度。要讀懂詩人的寓托，就必須明瞭詩人的所思所憂。詩人在通過寄託于美人草木來抒情言志的同時，也給我們留下了意味深長的意象和吟誦千古的詩句。成就一首好詩，是需要真切的生命體驗和感情投入的。葉嘉瑩的解讀極具人性深度，在談到杜甫《曲江二首》中“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向江頭盡醉歸”一句時，從表面上看這種及時行樂的心態與杜甫“致君堯舜”、“竊比稷契”的理想抱負相悖，而葉嘉瑩卻認為這是符合杜甫的情感邏輯和心靈軌跡的，因為“真正偉大的詩人從不避諱說出自己的軟弱與失意”。葉嘉瑩的賞析解讀是以拒絕造神為前提的，詩人的偉大並不在於他排斥了人生無常的悲哀或超越了人生歧路上的困惑，而在於他在沉浸於困惑的過程中充分享受了人生，這是心靈的大快樂。
葉嘉瑩發現，從《離騷》開始，中國詩詞就被尋找、追求和嚮往的熱情所充溢。不管這種期待是何等渺茫，亦不管此番探尋註定徒勞，詩人們總是難以停止探求的腳步。他們是天生的理想主義者，追求理想已經成為他們的生存方式，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東西成了吸引他們的精神燈盞。詩人們心志高遠，超然緬邈，他們懷抱著理想去應對現實的苦難，去奔赴沒有終點的旅程。失敗和苦難成就了詩人，真正的詩人總是能夠從個人的不幸上升到對命運的反省和對意義的追問，從而形成精神的覺醒。中國古代詩人精神解脫之道難以突破仕與隱的交替模式，無論是放浪形骸還是寄情山水，都有一股難言的苦澀在裏面。這種苦楚是超越個體、超越時代的。葉嘉瑩認為詩人不僅說出了個人的憤懣，而且也表達了人們共同的失落：“有多少人在他的一生一世之間，能夠志得意滿？果然是如此地完美、幸福？又有多少人能夠追求到自己的理想？有多少人達成了自己的願望？有多少這樣的人物？”這是人類永恆的痛苦，短暫的人生並不能承載圓滿和完美，一切事業和抱負都是未完成式。
正如希羅多德的《史學》所言：“人們所知道的最淒絕的悲痛，便是奮力去做許多事，卻又一事無成。”偉大的詩人總是伴隨著偉大的痛苦，這種痛苦超出了一己之悲，成為人類揮之不去的情感模型。
（“迦陵說詩”系列叢書，中華書局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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